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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线性历史观代序（第2页）

放眼全球，中国自秦汉以来连续不断的王朝统治构成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传统[11]，一些中国学者亦开始突破旧有的思维框架，转而强调政治、权力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关键作用[12]。的确，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为这一悠久、独特传统所笼罩，不论是利是弊，对此能有自觉且加以反省者不多。在寻求“重思中国”的背景下[13]，搁置大而化之的论断，深入其源头，剖析其运作机制及其表达，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

秦代国祚短促，资料有限，难以详论。汉代是首个可以仔细探究的王朝。当然，涉及的不少具体问题，如朝廷统治与后宫争斗，读者并不陌生。不同之处就在于把哪些史实和哪些史实勾连起来，以及如何勾连。是按照现代人的逻辑来勾连，还是依从古人固有的逻辑？哪些古人的逻辑？是事后记述的史家，还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与旁观者？是哪些参与者？是带有目的论的方式，还是注意到历史无目的性与时人各自的意图与目的？本书希望能在反思线性史观与目的论的前提下，重新解读史料，顺时而观，化熟为生，梳理出西汉人行为与思考背后的逻辑（这里指围绕“宠”形成的言行逻辑，自然是源于我个人的理解），将原先似乎漫无关联的诸多现象联系起来，在时序中并置更为多线的过程：皇帝个人的生活史，众官吏的成长与奋斗史，与皇帝的交往史，儒生的表述史与斗争史，诸种言行的交织互动，以及与作为背景反复出现的事务处理过程的关系，等等。涉及的不止是政治，更是统治，是人生，是历史，标题则选取了“历史”，同时亦避免“演进”“发展”之类目的论与进化论色彩明显的词汇，而使用了“展开”。

说到“宠”，学界与世人全不陌生，但一向遭到鞭挞，置于历史表层的泡沫或后宫争风吃醋的肥皂剧中，素为追求深度的史家所不屑。“宠”，或更普遍的意义上，信—任型君臣关系，是皇帝与臣下共同追求与努力达成的一种暂时又持久的状态。皇帝有意无意谋求与少数臣下建立此种关系，更多的臣下，不分男女，则是前仆后继、想方设法，渴望与皇帝确立这种关系，结果是努力者多，成功者寡。说其暂时，因从长远看，成功基本都是暂时的，能维持到嗣君者寥寥；说其持久，乃是不仅在西汉，随后的王朝，均无法摆脱其魔掌。具体到各个皇帝，关系的表现，颇有差异，但关系的存在，实无不同，因此，文中称为“结构性的存在”。这种状态，乃变中不变，不变有变。

作为一种反复存在的现象，“宠”其实是中性的。高声的道义谴责不过是无力的宣泄，消灭不了它，只会遮蔽耳目，掩盖其长存的内在意义。它与通常所谓的“线索”或“脉络”不同，区别之一是“宠”或“信—任”关系本身乃过去实存的内容之一，并非历史之外的深层力量，而是表层与深度的统一、知与迷的统一，端看如何把握。它为时人追逐与向往，并激发众多活动，其危险性亦非为时人所不觉，热衷者却甘之如饴；旁观者眼中，颇有几分飞蛾扑火的悲情。长程分析，则是王朝中“结构性的存在”，皇帝与诸多臣民身陷其中，难以自拔。一般的“线索”“脉络”或历史演进的动因，无论是阶级、集团斗争、权力争夺、生产力发展、文化，抑或“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等，潜藏于历史表象背后，乃后世史家独享的发明专利，均属外在于过去的后见之明。

以往围绕朝廷统治的研究，或采取政治史的取径，或利用制度史的思路，加上近年兴起的政治文化分析，大有三足鼎立之势。这些路径既包含正史叙述方式上的远源，亦不乏近代以来专史化及当代西方学术影响的近因。其中隐含着事件、人物制度、言行的区隔：政治史集中于事件与人物，制度史则是制度研究的主要承载者，制度虽是规范，主要针对的是“行”，政治史与制度史可以说是围绕“行”展开：而“言”或“表达”，则主要留给了政治文化。这样一种划分方式本身就是需要反省的，不应成为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出发点。

具体研究中，借助《史》《汉》中《佞幸传》的指引，在习以为常的实体性思路之外，补充了关系性的视角，力图跳脱事件、人物制度、言行的两分，以及权力斗争论、集团论、出身论与性别论等习惯思路，侧重日常活动，关注“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以求更加贴近时人生活。分析上首先采用“内部立场”与“主位观察”，并将时人行为与意图及两者的关系纳入视野，展示“过去”形成中众人歧出的作用，这些言行如何围绕皇帝、府主展开争夺，并构成相互衔接又散布甚广的关系网络，且反复出现，而非本质化地化约出一条线索或几种简单的因素。对儒生频繁提到的“公”“私”及两者与生活处境关系的梳理，亦与流行的说法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再参酌后人理解、中外学人的后见之明，加上自己的思考，尝试对这些现象的存在与延续提出些新解释，以期丰富对过去的认识，并助益于对当下、对自我的把握与对未来的创造。

特别需要指出，制度史研究中直接、间接受马克斯·韦伯（MaxWeber）一些论著的影响，多侧重于分析官僚制或其中某些机构与侧面，往往将皇帝弃置一边，制造出皇帝缺席的官僚制，古代王朝统治因此会增添不少“理性”色彩。反之亦然。割裂带来的片面或是夸大了王朝时代“理性化”的程度，或是突出了皇帝“专制”的色彩。其实，历史上皇帝的“肆意妄为”亦会遭遇种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到了今天，这种西方近代性在中国依然没能落地生根。我们需要绕过相袭已久的叙述方式设下的迷阵，重返王朝统治的现场，将皇帝与臣下（官民），及两者的关系纳入视野，更全面地揭示王朝统治的实态。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中的种种内在的矛盾性，这些矛盾性构成展开的动力，亦不难体会到韦伯将中国归入“家产官僚制”国家的洞察力。

过去本身就是枝蔓而多向的，线索不过是后人与史家在记忆与叙述中赋予的，带有特定的指向性。今人眼中线性演进的时间，在时人心目中未必如是[14]，展示“复数的历史”（用杜赞奇的话，是“复线的历史”或“分叉的历史”，bifurcatedhistory[15]）应是当下史家的职责之一。借助于此，再现众人合力如何构成了过去，不再茫然匍匐在伟人、规律和必然脚下，俯首称臣。芨芨草不必因蜷伏沙碛，对耸入云端的白杨自惭形秽，在成就绿色大地上，各有贡献。古人的世界中，受困于现实，求宠争宠成为很多人发挥能动性的重要途径。今天的世界，则呈现出丰富的可能，完全可以创造更有意义的人生。对比古今、先人与自己，在历史中，进而在现实中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价值与局限。如此，或可让“读史使人明智”的古老传统重现生机。

基于以上考虑，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编排书中内容，希望借助阅读带来的异样与疑惑，激活读者对过去与现实微妙之处的感悟与反省，共同投入到对过去生活的重新审视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建设之中。换言之，本书并非封闭的自说自话，对古人而言，是与二千年前不同背景与性别的众多古人的对话；对今人而言，则是一次开放的邀请与一份诚意的期待，是以反思的方式打破僵化的认识与观念坚冰，以更为多元的姿态重返古人世界的邀请与期许，更是一封构建古今双向互动，借助过去反省当下并共创未来的邀请。

2017年4月

[1]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2008年初刊，后收入所著《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更具体的说明，参见第39页。

[2]关于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参见杜赞奇（PrasenjitDur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此观念对清末教科书的影响，见李帆：《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5卷2期（2015年3月），第106-112页。

[3]很可玩味的是田先生在这里只提到王敦初叛时矛头指向刘隗、刁协与戴渊等，目的是清君侧，这些人是王氏仇人，却没有提及诸人为何成为王氏仇人及他们身后的“君”：元帝，见所著：《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52、54页。相关研究可对照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收入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167页。

[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第38、39页。1989年的第一版中没有前面一句，后一段则见第40页。

[5]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目录，刘静贞、李今芸译，新庄：稻乡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6]“历史的辉格解释”一说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utterfield）：《历史的辉格解释》，英文版1931年初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倒放电影”之说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后收入所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1-225页；“结果驱动（results-driven）的视角”，见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8页。

[7]这一问题，仇鹿鸣在分析陈寅恪对魏晋之际政治史的研究时，有所讨论，可参，见所著《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7-218页。

[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8年稿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10]如何兆武：《现实性、可能性与历史构图》，《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后收入所著《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70页，感谢王彬君及彭刚兄示知此文。

[11]对此问题的新近研究，可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第二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极端相反的状况则见于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山地居民，见詹姆士·斯科特（JamesC。Scott）：《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英文版，2009年），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12]参看《文史哲》2010年第4期“《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报道（封二、封三、封四），及第5、6期及2011年第1期、《史学月刊》2011年第3期中张金光、李治安、黄敏兰、李振宏、叶文宪、李若晖等人的论文。

[13]“重思中国”的提法，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导论，再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14]参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收入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7-586页。此文分析了20世纪末一个村落中普通百姓对事件的记忆，亦提示我们注意过去普通百姓的事件观与时间观的不同。

[15]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2、3、5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