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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第三次靖乱时期（第4页）

田州之事，尚未及会议审处。然臣沿途咨访，颇有所闻，不敢不为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诛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则前此当事诸人，亦宜分受其责。盖两广军门专为诸瑶、僮及诸流贼而设，事权实专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诸蛮。夫何军政日坏，上无可任之将，下无可用之兵，有警必须倚调土官狼兵，若猛之属者，而后行事。故此辈得以凭恃兵力，日增桀骜。及事之平，则又功归于上，而彼无所与，固不能以无怨愤。始而征发愆期，既而调遣不至。上嫉下愤，日深月积，劫之以势而威益亵，笼之以诈而术愈穷。由是谕之而益梗，抚之而益疑，遂至于有今日。今山瑶海贼，乘衅摇动，穷追必死之寇，既从而煽诱之，贫苦流亡之民，又从而逃归之，其可忧危奚啻十百于二酋者之为患。其事已兆，而变已形，顾犹不此之虑，而汲汲于二酋，则当事者之过计矣。臣又闻诸两广士民之言，皆谓流官久设，亦徒有虚名，而受实祸。诘其所以，皆云未设流官之前，土人岁出土兵三千，以听官府之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之反复。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设流官，十八九年之间，反者数起，征剿日无休息。浚良民之膏血，而涂诸无用之地，此流官之无益，亦断可识矣。论者以为既设流官，而复去之，则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议，是以宁使一方之民久罹涂炭，而不敢明为朝廷一言，宁负朝廷，而不敢犯众议。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于国而庇于民，死且为之，而何物议之足计乎！臣始至，虽未能周知备历，然形势亦可概见矣。田州接近交趾，其间深山绝谷，蛮贼盘据，动以千百。必须存土官，藉其兵力，以为中土屏蔽。若尽杀其人，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自撤藩篱，后必有悔。

（参见《王阳明全集》）

在朝的诸位大臣商议了王阳明的奏折，决定采用王阳明先生的建议，决议如下：

“王阳明大人才略素优，他所提出的建议必然自有道理。很多事宜难以未卜先知，俟待根据当地的实际风俗人情，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这样才能保证辖地经久无患。凡是事有宜亟行的情况，听任王阳明大人因地制宜自行举措，全权负责，把问题都解决彻底，以免留下后患。”

由此可见，王阳明先生的才略已经为朝野上下所熟知与认可。

抒怀文德大化

想当初，朝廷下旨任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王阳明却上书请求辞官。奏疏如是写道：“如若非要让我做官的话，就做个像在南京、北京的太常国子的职位。”这样的请求当然不会得到许可。

后来，王阳明在写给黄绾的信（《与黄绾书》）中写道：

往年于（朱）宸濠乱之赴义将士，功久未上报，人无所劝，再出，何面目见之？且东南小贼，特疮疥之疾；在朝百辟谗嫉朋比，此则腹心之祸也，大为可忧者。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后？大都君子道表，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气自复。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气，药石固当以渐也。

他又说道：“思、田二州之事，本无紧要，只为从前张皇太过，导致到了后来难以收拾。今必得如奏中所请，庶图久安，否则反复也是不能预知的。”

黄绾是王阳明先生的亲戚，也是王阳明的前辈，因此，他写给黄绾的信就表达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随后，王阳明也给方献夫写了一封信（《与方献夫书》），信中写道：

今圣主聪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是谓一正君而国定。然非真有体国之诚，其心断断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

同信中又说道：

诸公皆有荐贤之上疏，此诚君子立朝盛节，但与名其间，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不可以不慎也。譬诸养蚕，便杂一烂蚕其中，则一筐好蚕尽为所坏矣。凡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权度在我；若荐贤于朝，则评品宜定。小人之才，岂无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痈之功，但混于参苓蓍术之间而进之，鲜不误矣。

同信中还说道：

思、田二州之事已坏，欲以无事处之。要已不能；只求减省一分，则地方亦可减省一分之劳扰耳。此议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杀敌千无罪之人，以求成一将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方献夫也是王阳明先生的前辈，因此写了这样一封信。

到了这一年十二月份，朝廷任命王阳明暂兼巡抚两广一职，王阳明先生上疏请辞，依然没有获得允准。

按语：本篇书信引文全部参照《王阳明全集》译出，下同。

上疏镇压思、田逆贼

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先生时年57岁，人在广西梧州。

到了二月份的时候，平定了思州和田州二地，王阳明先生便给朝廷上疏，报告征讨情况，在奏折中他如是写道：

臣奉有成命，与巡按纪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辂等，参将李璋、沈希仪等，会议思、田二州之役，兵连祸结，两省荼毒，已逾二年，兵力尽于哨守，民脂竭于转输，官吏罢于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坏之舟，漂泊于颠风巨浪，覆溺之患，汹汹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

通过上文，王阳明详述了反复征战的利害，并且这样记录道：

臣至南宁于是下令尽撤调集防守之兵，数日之内，解散而归者数万。惟湖兵数千，道阻且远，不易即归，仍使分留宾宁，解甲休养，待间而发。初苏、受等闻臣奉命处勘，始知朝廷无必杀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悬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闻太监、总兵相继召还，至是又见守兵尽撤，其投生之念益坚，乃遣其头目黄富等先赴军门诉苦，愿得扫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谕以朝廷之意，正恐尔等有所亏枉，故特遣大臣处勘，开尔等更生之路；尔等果能诚心投顺，决当贷尔之死。因复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归省谕，克期听降。苏、受等得牌，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率众扫境，归命南宁城下，分屯四营。苏、受等囚首自缚，与其头目数百人赴军门请命。臣等谕以朝廷既赦尔等之罪，岂复亏失信义；但尔等拥众负固，虽由畏死，然**一方，上烦九重之虑，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罚，何以泄军民之愤？于是下苏、受于军门，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缚，谕“于今日宥尔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尔示罚者，我等人臣执法之义。”于是众皆叩首悦服，臣亦随至其营，抚定其众，凡一万七千人，濈濈道路，踊跃欢闻，皆谓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报，且乞即愿杀贼立功赎罪。臣因谕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尔等，今尔等方来投生，岂忍又驱之兵刃之下。尔等逃窜日久，且宜速归，完尔家室，修复生理。至于诸路群盗，军门自有区处，徐当调发尔等。于是又皆感泣欢呼，皆谓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报。臣于是遂委任张佑、方隅将其悉数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杀之威，风行于庙堂之上，而草偃于百蛮之表，是以班师不待七旬，而顽夷即尔来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数万生灵。是所谓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者也。

（参见《王阳明全集》）

奏疏呈报皇帝之后，朝廷派遣使者前来对王阳明进行奖励，赏赐银子五十两，缫丝材质的衣服四袭。主管的部门备办羊酒，其余各给赏有差等。

对于这件事情的经过，王阳明写一篇文章，后来刻在石头上。文中道：

嘉靖丙戌（五年）夏，官兵伐田州，随与思、恩之人人相比相煽，集军四省，汹汹连年。于时皇帝忧悯元元，容有无辜而死者乎？乃令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视师，其以德绥，勿以兵虔。班师撤旅，信义大宣。诸夷感慕，旬日之间，自缚来归者一万七千。悉放之还农，两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来格；今未期月而蛮夷率来臣服，绥之斯来，速于邮传，舞于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圣神，率土之滨。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耳。

（参见《王阳明全集》）

建立学校

四月，王阳明先生上疏给朝廷讨论迁移都台到田州，此事无果。

王阳明先生在思州、田州兴建学校。这是考虑到思州、田州二地刚刚归顺朝廷，如果想改变他们原先的生活习惯，遵循华夏的文化习俗，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学校。

但是老百姓遭受战祸流弊四处逃窜，大部分人还没有定居下来。想要立刻建立学校，最终只能是徒劳。但是学校教育是教化的根本，又不能拖延，于是王阳明先生发公文、提学道，要求所属的儒学教养机构，只要有生员，不管是廪膳生员还是增广生员，只要有意改到田州府学的，而且各地的儒生愿意附籍入学的，由提学道选派教官暂时领导学习的事情，相互讲学、游玩、休息，兴起孝悌，或者倡导实行乡约，随时随地进行启发引导，逐渐打开了局面。等到建立学校，将学生们全部迁往学校学习，并按照惯例增加补充生员到国子监读书。

五月份，王阳明安抚辖内归顺朝廷的老百姓。

六月份，兴建南宁府学校。王阳明先生这样说道：“理学不明，人心陷溺，因此兵士逐渐疏于训练，风教不振。”

王阳明每日里都与各学校的教师朝夕开讲，已经能够觉察到他们渐有奋发之志。但是他又担心身处穷乡僻邑之地，自己又不能总是亲身到这些地方。于是他便委派自己的得力门生陈逅前来主持灵山诸县的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委派季本在敷文书院担任主教。

征讨余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