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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革命党人缘何多生怨望（第2页）

黎查封《大江报》，舆论哗然。如上海《民权报》、《民立报》一致责备黎元洪“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同盟会南京支部也表示遗憾：“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

《民心报》也发表蔡寄鸥抨击黎的文章，《哀大江报》称：“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辈爱黎，亦不能为之讳。”

《震旦民报》在这时实由同盟会人支配，此时发表社评，诬指黎“在起义之时，匿避床下，汉阳失守，又弃城潜逃”。

《群报》则反唇相讥：“匿于床下，觉竖子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空城计也》。”

武汉报界一时热闹空前，特别是《民心报》连续发表《床下英雄传》及《新空城计传奇》奇文之后，弄得黎元洪一个头两个大，至今亦难洗刷。因此，对张振武寄予厚望，认为只要他站出来平息门户之见，党见之争，就可求同存异，实现共和。所以，他资盘缠给张，也实出于此。

8月14日，张振武在北京德昌饭店宴请即将在京召开成立国民党的同盟会骨干，共和党与同盟会两党主要人物有张伯烈、刘成禺、宋教仁、张继等人，他希望两党“消除党见，共谋救亡”。其联络两党感情，转向共和，出于至诚。

15日晚，张为了增进南北感情，与武汉同来的方维等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

但在16日晨1时，张振武及方维被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处枪毙。张振武临死前说了一句：“不料想共和国如此黑暗！”

全国为之震惊，“诘难四起”。

18日，张伯烈领衔，共和党参议员20人联名向临时参议员提出（《质疑政府枪杀武昌首义首领张振武案》，对袁世凯杀张、方军令的所谓黎元洪“真电”称张“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依据，逐条进行批驳，认为均系诬不实之词。

然而，袁世凯却在报端披露了黎元洪的真电，而且还有黎元洪8月13日追加给袁世凯的密电，电称：“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也。”

被杀者乃武昌首义元勋，主谋者是副总统黎元洪，下令执行者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在武昌蛇山抱冰堂祭奠张振武时，黎元洪以“菩萨行”致悼词，其写的挽联是：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功谊，此心不负故人。

从这挽联来看，黎元洪似有难于言说的隐痛。据在京的议员刘成禺记载，16日凌晨1时，即在张振武、方维同时遇害后，陈宦入总统府，见袁世凯说：

此一举可大张总统之声威，人必谓张、方被黎戮，非大总统杀之也，借此可易湖北都督。武昌方面，革命文武人物推戴副总统者，群相解体矣。

由此显见袁曝光黎的“真电”，是不可信的。但黎事后又没有否认，当有戴罪走向共和之嫌。

由是共和也诚如康有为的定见：“蒙虚名而受实祸，虽有圣者亦无能救之也。”

门户之见与党争之见，日见益深到无法无天，尤其是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流氓政治之实，也被辜鸿铭贬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说过，真正的灾难并非这场革命，而是这样一场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宣告结束，这表明道德败坏的群氓已把全中国踩在脚下。……他在首次维新运动之时就悍然出卖了同党。现在，群氓的代言人掌权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自然成为共和国总统“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但是，在短时期内，所有精妙、美好、高贵、崇高、亲切、名声好的东西，都会受到毁灭的威胁。（见《一个中国官员致一位德国牧师的信》）

其实，对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议和，并且先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他也是很感“失望”的。因为，他看出了大家都不想革命了，然而他却看到了，并在临终之前仍然念念不忘的那句遗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是，直到宋教仁因到处发表竞选内阁总理而被刺后（这是民初继张振武第二个最大政治谋杀疑案，并因此导致天下大乱，不可收拾。民国共和也自此令人诟病，祸首疑为袁世凯所为，但至今也未澄清），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于仓皇中起来和袁世凯斗争。

孙中山也深知派别林立，当政治利益重新分配的时候，就极易产生权力之争，党同伐异等现象。但他未曾想到日后会有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他到处题词“天下为公”，自己也以公仆心态出现，如他在当选后，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和议成功，即当避席。

故孙中山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而已。

其实选孙中山为大总统时，他并不在现场，我们从以下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同时也可从中窥见到“公为天下”与“天下为公”的精诚：

孙中山闻讯后，立即致电南京和各省，表示“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无发动，竟承选举，何以克当？唯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赴宁就职。”

看来，出现“多生怨望”与孙中山主张共和无关，只与“粥少僧多”、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枪杆子出政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