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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方圆兼济懂变通灵活自如成大事（第3页）

软硬兼施，需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作家三毛举例说：“对一个恶人退让，结果使他得寸进尺；对于一个傻子夸奖，结果使他得意忘形。”看来，要想使其发生效用，需见机行事，对欺软怕硬的人，可以以“硬”克之，对于吃软不吃硬的人，自可以“软”化之。

方与圆是构成各种不同形状体的两个基本几何形体，无论何种物体，离开方与圆就难以成形。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少不了有方有圆的处世之道。“方”，即指品行方正，“圆”，即指婉转机警。有的男人外方内圆，秉性刚直，心地善良；有的男人外圆内方，面容慈善，行事有方。这些人并不都是老谋深算，老于世故的人。他们以“方”为立身处世的根本，以“圆”作为减少阻力的方式。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斤斤计较、处处与人摩擦者，即便他本领高强，聪明过人，也往往会使自己壮志难酬，事业无成。青年人未经社会的打磨，总呈现出棱棱角角，容易碰壁，为了减少前进中的阻力，为了集中精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必要时，应该做出某种让步或妥协，即用“圆”的方法去取代“方”的精神，当然不能把“方”全丢了。人们活在复杂的社会当中，像舟行于江河，处处有“风浪”，有阻力，而一个男人如果时时事事以“方”处之，以硬碰硬，竭尽全力与阻力相较量，相抵抗，甚至拼个你死我活，这样做的结果，一来精力难以承受，二来树敌太多，更不好过，与其如此，何不适当地用些“圆”的方法，积极地去设法排除一些困难或减少部分阻力，这样不就使通向成功之路上少几块绊脚石了吗？

以战争为例，两军对峙，若正面进攻不成，因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硬要上只能是“以卵击石”。有经验的统帅，面对寡不敌众的形势，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避其主力，击其侧翼，就会扭转战机，取得胜利。这一“迂回包抄”的战略，不就是“圆”的战术吗？

男人行事为人，过于方正可能会树敌过多或显得不近人情而伤了别人；过于婉转又容易被人说成圆滑，所以行方圆之道要掌握“火候”。

无论软硬兼施也好，有方有圆也好，都是启示人们处理好社会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重要思维，为成就大事储备必要的资源。

7．男人会办事，方圆兼济能变通

曾国藩是一位复杂而且具备多元影响的人物。对他褒奖的人把他捧得比天还高；贬斥他的人又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不足称道。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中兴名臣。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深藏不露，随机应变，最终取得了成功。他的成功取决于性格上的刚柔并济。所以毛泽东称他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兵无常势，文无定法。能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必有方圆人生。这种性格属于善变型，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极尽中庸性格之精髓。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最典型代表，更是因改变性格而改变命运的男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郭隗对国君和士人的关系就作了极其深刻的论述，同时也就定下了一条千古不变的“知识分子政策”，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士人的性格和命运。郭隗为了使燕国复兴，他对燕昭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意思是说，国君要想称帝，就要把士人当做老师；如果想称王，就要把士人当做朋友；如果只是打算称霸，那就把士人当作臣下；但如果把士人当作仆役，那就要亡国了。从此以后，中国的士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当帝王师，做圣人相。当帝王师，做圣人相，自然是士人最理想的命运，那么拥有什么性格的人才能当帝王师，作圣贤相呢？莫过于方圆性格的人了。然而，中国历史上具备这种性格的又有几人呢？

曾国藩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一位福禄寿禧都占全了的男人，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方圆性格的男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知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古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

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男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了，可谓占尽了在一些男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闻名遐迩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也给了他方圆人生的机会。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金田村冲出，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就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1854年（咸丰四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共有湘军1万，水、陆军各5千，连其他人等共15000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才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3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咸丰五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统帅，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自己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为了收拢人心而已。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取了安庆。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藩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12年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曾国藩性格中的“方圆”，也可理解为“刚柔”，“刚”让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是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会命丧黄泉，然而，性格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对一位勤奋读书的人来说，书里的真知灼见的确能令他时时惊醒，事事警惕，只要他持之以恒，性格无疑是可以改变的，理想性格无疑也可以锤炼而得。

如果说“方”即是“刚”，那“圆”必是“柔”。曾国藩性格中的“柔”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正所谓“方圆人生，刚柔兼济”。

曾国藩号涤生，涤生就是要洗涤性格中不好的东西，锤炼出理想性格。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曾国藩年轻时性格的确刚而倔强，几乎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但他却时时在改变这一性格，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但我们说过，曾国藩是性格改变最大的人，其中最明显之处就是由原来的“方”而变成了后来的“圆”。自太平军起事那天，湘军在当时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攻破天京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个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几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的人，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授予。这时的曾国藩可谓位及三公、权倾朝野，举手一投山摇地动。在这样的时刻，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不得不容忍；不断有权贵忌妒怨尤、飞短流长，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儿；更有一些忠于曾国藩和一些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开创大举，自己称帝。何去何从？然而，此时的曾国藩已不是只知刚硬的年轻人了，几十年性格的磨炼和洗涤，曾国藩已将近于刚愎的倔强锤炼成了方圆并济的理想性格，换句话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没有了性格，他已具备了根据不同情况展示不同性格的本领。他深谙历史，他熟知自己“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虑”。他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焦急，夜不能寐。他大喜的日子里颇有隐忧。在攻陷天京前后，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是自己今后命运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他性格里的百炼钢转化而成绕指柔，从此曾国藩的性格开始了柔韧的旅程。他令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又裁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剩几千人了。他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权利。这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敏锐地看到了险象，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这正是曾国藩柔韧性格的体现。从此，曾国藩由刚猛的曾刺头，一变而为温厚宽容的圣相，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刚柔、方圆兼济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读书实践锤炼而得。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改变。”

9．男人要通达，但不要圆滑世故

男人既要讲原则，又要懂得适时变通，头脑灵活，这样，才会在干事业之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如果只方不圆，处处与人计较，即使你本领再高强，聪明过人，也会使自己壮志难酬，一事无成。如果只圆不方，则会变成圆滑世故之人，定遭人嫌弃，怎能成大事？

男人处世要善识时务大局，做到能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集百家之长于一身。这就需要男人在关键时刻善变通达，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学尽中庸之精髓。

在中国历史上，能把亦方亦圆用到极至的就首推方圆大师胡雪岩了。

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以商业出人头地，红极一时，非有过人之处是难成大事的。纵观胡雪岩的一生，他能在乱世之中，方圆皆用，刚柔皆施。懂得何时用“善”，何时用“狠”，何时捞一把，何时之财不乱取。总之可概括为——圆而通神。

圆而通神是胡雪岩处世方式的最好概括。

所谓的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围绕着这一个“圆”字，做足了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善人型富商大贾的形象便跃然而出了。

不管是对抢了他军火生意的龚氏父子，还是对刁钻霸道的苏州永兴盛钱庄，乃至已经实际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代办朱福年，胡雪岩对他们的回击都很干脆。但有一条原则总是恪守不渝，那就是：总要给对方留个台阶，留个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