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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第3页）

古往今来，无数人要么为名，要么为利，他们即使事业有成，也成了名与利的奴隶，志得意满，也无快乐而言。而更有许多人，因背负名利之累，不但无益于事业成功，反而为自己制造了许多障碍，身败名裂者不胜枚举。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办法弃功名如粪土，固无拖累。但仅为一身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更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难。“淡”字诀的妙处，不但不妨碍人们成大业、办大事，还可以给自己留出一片安闲自适的天地，享受人生，同时也使事业获得推动，这正是两全其美之法。

善于知足，淡泊名利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为是他善于从“知足”两面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的修身之术分不开的。他以“知足”、“谦让”为人生学问，真可谓智者!

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宋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这话的意思是：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曾国藩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人于膏盲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投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

“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惭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2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诺奏犊，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探；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己．’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善于知足，讲求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一种有所作为者的谋世智慧！

戒除虚妄，静以养心

曾国藩认为，除私欲，戒妄念，静以养心是一个人修身成为圣贤一大要素。实际上他也这么做的。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呢?曾国藩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妁“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月不违，可以说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他是在静极中体会真乐趣的人啊!

我们这些人求静，想不同环境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往来于人世，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薄名利，把万事看空，有益于养生。这与佛教“断妄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全部佛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断除妄念。妄念，又叫妄想。我们头脑中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都像电影一幕一幕过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

这种想事的心，就是“妄心”。断妄心、除妄念，实在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断妄念如断四十里流。”但妄念中大量的功名利禄之心、患得失之心、妒嫉之心、非分的欲望、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等等，却是可以努力戒除的。

不与人搞攀比，这样内心才能宁静而不浮躁，也讲不攀缘外境，要随遇而安，适可而止，知足常乐。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既擅长治病，又擅

长养生。张仲景精通养生术的核心是：清心寡欲，排除杂念，思想清静，决不见异思迁，想人非非，并注意消除嫉妒心理。他在当上大官之后，仍把权、势、钱看得淡如清水，从不为身外之物烦恼，继续专心致志地攻读医书，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德行。他每天利用空余时间为广大百姓治病，没有一点架子，随叫随到；对来就诊者，不分亲疏、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并且一概不收报酬，只收成本。对无钱买药的穷人，他还解囊相助。他这样做引起了家人的不满。有一天，夫人抱怨说：“我们没有指望你升官发财，和你享福，可是你每天忙，我们陪你忙，还把钱财搭进去，我们也并不富有啊!”张仲景听后坦然一笑说：“此为人生区区小事，何必去多想!”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去除一“私”字，多少烦恼忧愁化为乌有!正如曾国藩所言：

廉者足不忧，贪者忱不足；

知足者常乐，寓乐自足中。

和外在行为的动静相比，内心的动静才是根本。精神才是人类生活的本原。要想修身有成，必须在“静”字上下功夫；即使想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同样要在这个“静”字上下

功夫。

曾国藩虽然属于儒家人物，甚至是一个理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其实很杂，儒道佛等百家思想他都有，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他综合各家学说，把这个“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

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失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安然沉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忠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

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的，人能大彻大悟，就是不容易了。他说：

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嘉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来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闲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现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在这些方面，曾国藩也是说到做到的。曾氏一直自律甚严，他力除私欲，一生清廉，为世人所道，他从金陵官署中搬回老家的财物，主要是些书，他一般衣服的价值不超过三百两银子。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叹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最后一次游览!

晚年，他自感身体太差，实在“有玷此官”，他多次上疏恳辞官职，至少官做小一些，他并不贪恋权位钱财，而两位弟弟：国荃和国潢便与他不相同。尤其是国荃，攻下吉安、天京后，三次搜刮，一次比一次凶。他在家乡所建的宅府，长达一华里，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财宝、家具和仆人婢女，为当时所罕见，被人讥为“老饕”。曾国藩对此极反对，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的确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静。这是值得身处欲望膨胀时代的今人所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