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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第3页）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自己大12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老师，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因此，从清廷到江浙的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担此大任。同治元年（1862）二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曾国藩深知“有军则有权”酌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生命的危险。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他表示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同治元年（1862）二月，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

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8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事，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4000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人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于队伍，共计13营，6500人。

三月，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曾国藩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

到上海后，李鸿章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也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朝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他，于是令曾国藩劝他出兵作战。

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坚决支持按兵不动，待朝廷令他劝李鸿章出兵的谕旨下发后，他又出一招，让李鸿章“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他们都清楚，自己不能让人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

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曾国藩的旨意办事，在上海6个多月间，他写给曾国藩的信有44封之多。他把曾国藩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首肯，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子就达4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100万发。

湘军攻占南京前后，曾国藩不但是清军进剿太平天国的前线最高统帅，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但骨子里君臣都在为后事发愁。因此，曹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

曾国藩曾有一个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已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既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他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撤湘军独留淮军，曾、李联为一气。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曾国藩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仍然与曾国藩保持一致。

虽然选择好了自己的事业接班人，还要给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适时放开手中的线，让他们自己去驰骋。曾国藩认为，这也是有学问的，在给门人授权，让其挑重担时，就必须放权，让其自主发展。

但是，什么时候让传人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但是当事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就一定要让门人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有利于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他们另谋发展后，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联合可以联合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能联手打天下，有些人总是单打独斗，其学问何在?曾国藩在用权做人时注意联手打天下，他与恭亲王奕沂在许多大政方针上保持了一致，即为一例。在洋务运动中，奕沂主持于内，他宣力于外，共同构筑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蓝图，两人并称“洋务领袖”。这与他联手打天下的交际学问关系密切。

值得重视的是，当朝中兴起停止造船的风潮并即将经慈禧太后认可时，奕沂与曾国藩又一同阻止了这一决议。

这是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十四日发下的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奏折，是内阁学士宋普奏请停止自造轮船的：

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糜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调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江南、上海等情况大体相同，应请旨饬下闽浙、两江督臣，将两处轮船局应行停止。

看到这个奏折，奕沂很难过。近两年，由于种种原因，近代化项目不但没有增加，现在居然连这已成之局也要取消了。如果倒退几年，他一定要一马当先出面力争，就像当年进行同文馆之争那样。可是，现在年龄增加了，受的挫折多了，变得深沉了一些。他决定暂时不置可否，交相关大吏去讨论，相信他们必有可以维持的议论。

两宫皇太后听说船政局浪费很大，就想要停止造船。按照这层旨意，奕沂指示章京草拟寄谕：

……制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应不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当时中国只有两处造船基地，一是福州船厂，二是江南制造总局。所以这封寄谕在发往福建大吏文煜和王凯泰的同时，也发给管理江南军务和漕务的曾国藩、张之万，要求他们“妥筹熟计，据实奏闻”。

文煜和王凯泰的复奏倾向于停造，但指出如果停造，那么按合同应承担经济损失，至少还需白搭七十余万两白银给法方，同时指出宋晋的处理方案也不妥，以造成之军舰租给殷实商人，“殊属可惜”；沿海靠老式师船巡逻又不如“轮船之灵捷”。综合来看，这篇复奏的态度就是含糊其辞了。

曾国藩的复奏则是斩钉截铁的，坚决反对停造。他从“勤远略”的高度讲到中国不为外夷所制并无他法，只有精造船舰，他国视为攻我之利器，我也有之，久之，外国失去挟制中国之具，中国必出“自主”。这个回奏恐怕是曾国藩临终前最有价值的一份奏疏。奏疏上达京师不久，曾国藩就病逝了。

奕沂也没有急于做出决定，他坐下来进行冷静思考，感到宋晋所提的造船问题如果不辩论清楚，那么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就很容易被否定，刚刚开始的大机器生产就会夭折，中国依然会落后挨打。

奕沂对新式大机器工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他，在咸丰末年就建议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枪炮，也是由于他的维持调护，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才得以开办。他已经尝到了甜头，靠着这些工厂源源不断生产的枪、炮和弹药镇压了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他还自信走工业化的道路能够实现“自强”的目标。

确信造船问题事关工业化的大方向后，奕沂决定在更大范围内组织封疆大吏进行讨论，特别是让那些洋务大员来驳斥宋晋的顽固主张。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军机处发给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和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如下寄谕：

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惟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续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纳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惟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据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速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著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画，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具奏。除轮船外，还要求讨论洋枪、洋炮、弹药是否也“尚须制造”。

奕诉主持发出这封廷寄时，他有一种更浓重的苍凉感，在诸多方面与他协调一致的曾国藩已于二月初四日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他将写好的“寄谕两江总督曾某”字样抽出来，因此这次关于造船的讨论不可能有曾国藩参加了。

曾国藩治人术中的“联合策略”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必须联合可以联合的人，不能走单打独斗之路，否则你就可能会受制于一群人，而显得力量薄弱，无法实现目标。曾国藩治人，懂得用联合策略控制他人，可以说他的智慧与技术均高人一筹。

有功先让人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