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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曾国藩的做人绝学（第3页）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在反省的过程中，他明白了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隋不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

曾国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为人处世的思考：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在莫或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

这段话的意思大体是这样的：

小人和君子都会有独处的时候，但在独处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是不同的。小人在独处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邪恶狂妄的念头，慢慢地，这种坏念头越来越强烈，到最后，小人便会被这些坏念头控制，做出一些违反道义、欺负别人的事情。君子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会检点自身，以诚实的态度来反省自己，生怕自己做了坏事。在检点自己的过程中，越来越谨慎，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经过对《大学》的探究后，大学里的东西被人们所理解，古人的言行和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可以让人丰富知识和增加阅历。人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能够公私分明；在阐明道理的时候，又能够辨明得失。好的东西应该保留，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这是正确的见解。小人没有这样的见解，也不会按照这样的见解去做事。做好事的时候，他生怕没人看见，做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于是在不断思索做还是不做。做坏事的时候，又怕被别人看见了，想改正，却不会彻底改正。独处的时候，那些经过矫饰的感情真实地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欺骗。只有君子才会担心因为办好事不彻底使自己变得堕落，而不好的东西如果继续保留，就会长久影响自己……

小心驶得万年船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庆。弟来信劝吾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然惟不贪财、不巧取、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曾国藩的护身之道由此可见。

许多人都研究过护身的学问，曾国藩对此则有更深的体会。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愤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人深渊之中了?曾国藩还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不能影响到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漩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都形迹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沂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富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沂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对其“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晶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阎运、李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郭因之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曾国藩咸丰二年离京，一去14年。他和肃顺俩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沂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沂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沂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而奕沂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沂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宫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

“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但奕沂清楚，政变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沂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其实清廷对汉臣态度的变化早已随满清政权危机的加深而发生了。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扛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头衔。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示好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土、朋友间接往来。

心存畏慎者居高不危

曾国藩在《书赠仲弟六则》中，将“慎”字专列为一则，说：

古人日钦、日敬、日谨、日虔恭、日祗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谪。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在这段话中，曾国藩对”慎”字诀进行了透彻的阐发。

要言之，“慎”字即有所畏之意。有所畏惧，办事就会认真不苟，必深思熟虑而后行；有所畏惧，则无论何时都不会自满骄傲，不致因骄而败。曾国藩所怕的，是权力可能导致的危险。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曾国藩因功劳日大，权力越来越重，官高至于极品，使他更加担忧。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邓汪琼写信，请他多提谏言，信中说：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阁下爱我，迥越恒俗，望常以药石之言相绳。

居高位而不败之法，只有谦虚谨慎而已。咸丰四年（1854）九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就已申明了这一原则：“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唯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曾国藩的谨慎，体现在行事务个方面，如交友慎重，用人谨慎，谨言慎行等。而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时时反省自己的“悔”字诀更是有效。官居高位之后，曾国藩时时反思自己，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瑕指责，从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简直受宠若惊。然而在他的家书、日记、书信中，都找不到欣喜的字眼，反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几个月间，朝廷数次封赏，被任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按察使，赏穿黄马褂。曾贞干以同知直隶知州选用。但曾国藩在家书中，一再告诫高官难做，要谨慎行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给二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次年正月初一，曾国藩被加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荃授为浙江按察使。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此时政变之后不久，慈禧垂帘听政，顾命八大臣四死四革。曾国藩之所以畏惧，也是有前车之鉴。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经过一番自我检讨，他认为尚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年年底，他给曾国荃回信说：

从此信来看，曾国藩还是有自信的。但宫廷权力结构的变化再次使曾国藩警惕起来。自从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垂帘听政，而恭亲王奕沂则操持大局。奕沂思想开放，与洋人关系较为融洽，同时有改革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创办洋务。当时的“洋务运动”，京城以奕沂为首，地方则以曾、左、李、沈为首，互相支持。但慈禧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将奕沂视为对手，借机削其权力，最终迫使他屈服，完全交出权力。1865年后，奕沂几乎已经退出政坛了。对此曾国藩十分震惊。这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

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变，则为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

老于官场世故的曾国藩果然没有猜错。不几日，他又收到京报，明白登载了革除恭亲王差事的谕旨。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出了他当时惊心动魄的感觉：“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其心中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奕沂位极人臣，而且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仍有覆败之日，曾国藩自己既非满人，又手握重兵，官居极品，如何不忧?发生了这件事后，他更加谨慎。每有封赏，他的担忧就加深了一层。平定太平天国后，他被封为一等侯，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都被封为伯。不久，又在他们的爵位上加封不同字。曾国藩在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鸿章在伯上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怂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此时曾国荃正受到朝野攻击，曾国藩惊惧不安，便是为此。

曾国藩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秦朝的白起，西汉的韩信、彭越，明代的蓝玉，都是因兵权过重，声望过高而被杀的。曾国藩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满清，更为朝廷所忌。对此，他早有警惕。就在1864年初，他就给昔日挚友倭仁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

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他同时也保留了淮军，仍握有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曾僵李代之计。因为做官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无权则任人宰割，悔则晚矣。有人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不听，也是同样的考虑。也正亏了他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倘若我们探寻曾国藩居高位的奥秘，不过一“慎”字诀而已。但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