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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第4页）

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固然不能否定个人的作用，但决不能独占大功，贬低其他人的作用。只有把功劳让给贤才能人和有为后辈，才能获得众人的敬仰，树立自己的威望，同时凝聚人心，促进事业发展。这也是曾国藩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说，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但李鸿章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这是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

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金陵城终于攻下。

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红旗报捷时，曾国藩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且能够“同患难”的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选择人才就是选择成功

在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有个“明字诀”，即要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人才的选拔、任用，既关系到吏治世风，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曾国藩深知此理，因此他时刻留心人才，他知道，选择好了人才就选择了成功，有人评价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

关于“志趣”，他认为卑微者“安流俗腊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关于“品行”，他认为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关于“思想”，他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曾国藩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从他的幕府组成上可见一斑。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容闳后来评述说：“当时聚于曾文正之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曾国藩广致人才，推祟备至，充分体现了他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在他重用的人才中，以湖南人为主，这种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曾国藩不仅善于教育、培养人才，而且还善于驾驭各种人才。他说：“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就是说自己首先要有好的表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树立一个标准，自己首先要严格遵守，然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样在教育下属时才有说服力，欲正人先正己。

曾国藩一生清廉，因此他在选才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者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但在用兵上，他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湘军勇猛无比，这是他在军事上成功取胜的重要原因。

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

曾国藩幕府里养了众多幕僚，这些“硕学鸿儒”，名声很大，有的竟是所谓“三圣七贤”，曾国藩对他们的做法是：给名。

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种由曾国藩创立的办法，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曾国藩驾驭悍将刘铭传、陈国瑞的做法，就体现了他独特的驭人之术。

淮军将领刘铭传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18岁时，一气之下杀死了到他家勒索的土豪，之后便拉起了一支队伍。李鸿章回籍招募淮军，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将他的队伍募为淮勇“铭军”，但对他的狂妄，李鸿章也很头疼。因此，当曾国藩奉旨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一下刘铭传。

在“剿捻”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因矛盾发生了两次械斗。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来惩治刘铭传，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易，但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时少不了，所以要想使他为其所用，就先要收服他。

能够镇服悍将的有两种人，一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一是有威严、能震慑住他们的人。曾国藩显然属于后者。

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的大将，虽未读过书，但却异常骁勇。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他打上了交道。当处理他与刘铭传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让他听命于自己。于是，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当他灰心丧气时，曾国藩却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他大有前途，切不可因莽撞自毁前程。紧接着，又亲切地谆谆教导他，不要扰民、不要私斗、不要梗令，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又振奋起来，表示以后一定听他的话。

通过对刘铭传、陈国瑞的驯服，可见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使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就这样，不但能够驾驭悍将，就是其他人才也可以人尽其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他手下没有那么多人才辅佐，他也不会成就“中兴之臣”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