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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妙（第3页）

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大员，一直不肯僭越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曾国藩东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斧底抽薪术才得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另一巨擘。左宗棠性情狷介，不合时宜，办事往往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但在多数时候，尤其在大是大非上他们是相互照应的。前期，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宾，张对左推崇敬重，所以湖南的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作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左宗棠筹粮筹饷、筹兵筹械，不断接济，八年如一日，厥功至伟。左宗棠曾多次疏解曾国藩与地方官的矛盾；更让曾国藩没齿难忘的是当他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留下后路。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弃军奔丧，左宗棠诘责他不该如此不分轻重。后来曾国藩特意请左宗棠为他作篆书：“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既表谦抑，亦为和解。后来左宗棠受“樊燮案”影响，投无门，曾国藩热情地接纳了他，奏请“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襄办务”，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械”，“其才可以独挡一面”，“思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此后，左宗棠每得胜仗，曾国藩保举一次，称其“深明将略，度越时贤”，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两人前后相互扶持，是为挚交之“和”。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同寻常的。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曾国藩称赞他：“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认为：”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足见曾国藩与李鸿章志趣相投。后来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招李入幕。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淮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唯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认为李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渐丰，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曾国藩一再谕之以理：“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始终以“和”字为先。其间因李鸿章咄咄逼人使双方产生了许多不快。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不快渐渐褪去。李鸿章推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曾国藩、李鸿章的利益是一脉，正如李鸿章挽曾国藩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曾李二人互相扶持，前后相继安内抚外，构成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脊骨。

和是一种好的计谋

曾国藩最重“人和”，认为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而不能过于计较别人的小错。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和古人大有近似之处。春秋时晋国赵武“私仇不入公门”，举荐仇人刑伯子为中牟令。祁奚举荐仇家解狐接替自己的职务。晋悼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说：”你问的是谁能担任中军尉，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这都是从公、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是以贤能才干为准，以事业为要。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因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缤。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则兵力分散，必为所乘。因而刘秀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刘缤）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尸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当时曾国藩部有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得到朝廷允准。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说不上千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

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舟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看重的也还是个“和”字。

“和”在许多场合也作为计谋，掩人耳目。有“假和”，还有“假不和”。“假和”多为独角戏。春秋时郑国与东胡联姻。一日郑国国君欲兴战事，就问臣下该向哪国开战好。一位大臣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应该首选东胡。郑国国君佯怒杀之，称东胡乃亲戚之国。东胡闻知大喜，更无戒备。不料数日后，郑国起兵，一举灭之。

就曾国藩而言，也不愧为以“假不和”来保官固权的谋略高手。后人风传湘军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断交一事，其实正是曾国藩实施这一谋略的具体表现。

当时，曾国藩上折说洪秀全之子洪福填自焚而死，太平军余党被尽数斩杀。但据浙江方面左宗棠的折奏，洪福填已率余部逃往湖州，以“幼天王”名义继续进行反清活动。清廷看后，对曾国藩谎报军情、欺世冒功大为不满，下令追查。曾国藩只得再具奏折申辩，并将奏折抄录一份，送左宗棠阅看。这些举动在世人眼里就是相互攻讦，湘军内讧。但后世的很多史家认为，这一事件是曾国藩与左宗棠自导自演的双簧戏，以曾左绝裂来转移朝廷与众人的注意力，打消对湘军首领尤其是曾国藩“功高震主”的嫌疑，是湘军在谋求战后的退路以自保。

胡林翼临死前曾分别致信左宗棠、曾国藩，让他们和衷共济。他把保全曾国藩的重任托给左宗棠：“涤公（曾国藩）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又对曾国藩说：“季高（左宗棠）待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这就更证明了曾左交恶之虚。

后来左宗棠率军西征，曾国藩问幕僚吕庭芷怎么看待左宗棠，吕庭芷答道：“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曾国藩击案叫好：“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这也是“曾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之实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之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孚生。”又在家书中称：“吾与侯（曾国藩）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足见二人之间的生死交情。

此后，左宗棠与曾国荃非常要好，共撑湘军集团大势，推荐他接任两江总督，同时还极力照顾曾家，举荐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任用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梁。由此更可见曾、左之间的”不和”实际上隐含着“真和”。但“和”不是凑合。不能为了和而放弃原则，做“好好先生”。“面和心不和”、“一团和气”有时会成为累赘，反而坏事。

三国时吴将吕蒙镇守陆口。吴主孙权打算趁蜀国的荆州守将关羽攻打襄樊、后备空虚之际进攻荆州，于是任命自己的堂弟孙皎与吕蒙共作领军之将。吕蒙就直言不讳地说：“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可用则独用叔明。”吕蒙认为军事指挥必须自主，专人专用；而孙皎作为孙权的堂弟，身份特殊，与之共事难免拘束。单纯维护个“和”字，就可能贻误战局。孙权是聪明人，听了吕蒙的意见，恍然大悟，便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孙皎只负责在后方接应粮草。吕蒙后来白衣渡江袭取荆州，与他敢于破除“一团和气”，敢于直言取信是有重要关系的。

李元度与沈葆桢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荐自己的一个族侄到沈葆桢处求职。沈葆桢招待了他几日，发现不堪选用，就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口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立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没有分派差事。沈葆桢这样处理，既没有推却友情，又坚持了原则。这就是“为和而和”。

学会给人留面子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与人交往之间特别讲究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关系到个人的人格尊严问题。不给别人面子，就容易使同路人变成陌路人，使朋友变成敌人，使亲戚之间变成仇家，轻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重则让人带来杀身之惹，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见到。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自然深识其中的道理。他在读书笔记中就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魏国有个大夫叫须贾，很有见识，深得魏王倚重。其时，魏国与齐国有仇，眼见齐国逐渐强盛起来，魏王怕齐国前来报仇，就派须贾去齐国联络感情。

当时，须贾手下有个门客叫范雎，很有才能，为了能很好地完成魏王的使命，须贾就带着范雎一同去了齐国。可没想到，齐国的国王把须贾臭骂了一顿。

须贾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很害怕。回国以后，为了推卸责任，就对相国魏齐说，范雎私下接受了齐王送的礼物，向齐国泄露了秘密，所以任务没有完成。魏齐听了大怒，派人把范雎捉住，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之后，丢进了厕所里，使范雎丢尽了所谓的“面子”，致使他怀恨在心，发誓此身发报此仇。

后来，范雎在朋友的帮助下，悄悄地养好伤，逃到了秦国。在秦国，他为了报仇，改名张禄。并且因为才智过人，受到了秦王的器重，拜为丞相。秦王也在范雎的竭力辅佐下，国力日渐强盛，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

一年，魏王听说秦国有向东攻打韩国和魏国的打算，就召集大臣商量办法。相国魏齐说：“秦国是强国，我们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咱们魏国人，他对父母之邦总是有感情的，咱们不如先去找张禄疏通疏通，请他在秦王面前说说情。”魏王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就打发大夫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须贾来到秦国，找到了相府。范雎一看是须贾来了，心中十分高兴，他知道报仇的机会到了。须贾一看秦国的丞相原来就是范雎，就瘫坐在了地上，知道自己完了。

当晚，范雎大摆宴席，把各国的使臣都请来了。他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一盆马料，叫两名脸上刺字的养马犯人夹着他，像喂马一样喂他马料，让他的面子丧失殆尽。并且范雎他一边喂，一边还说：“替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人头给我送来。如其不然，我就要血洗魏国。”后来，魏齐被逼无奈，只好自杀，须贾也没落到好下场。堂堂的魏国相国和大夫，因为得罪了一个小小的门客的“面子”，却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