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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胡雪岩的借势乘势之智（第3页）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胆怯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距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助洋人讨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借助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看法，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何桂清、王有龄见解相近，都是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惠者。

到了后来，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特别是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更坚强的依托。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将会处处受阻滞，他的商业投入风险也必然增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而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由此可见，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大局有独到的、超出一般人的应对能力，这也直接决定了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如果做生意仅仅停留在对时局和大势的把握上，那么这种把握就毫无用处，最多是闲暇人酒后的谈资。胡雪岩高明之处是善于顺应时势为自己的生意谋利。

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纵价格的目的，胡雪岩把在湖州收购的生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有脱手。而这时出现了几个情况：一是由于上海小刀会的活动；朝廷明令禁止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与洋人交易；二是外国使馆联合会衔，各自布告本国侨民，不得接济、帮助小刀会；三是朝廷不顾英、法、美三国的联合抗议，已经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

这些情况对于胡雪岩正在进行的生丝销洋庄生意来说，应该是有利的，而且其中有些情况是他事先预料到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由于朝廷禁止丝、茶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会受到一些限制，而从洋人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情况看，洋人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的。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行情的格局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应该说不是太难。

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雪岩出入意料地决定将自己的存丝按洋人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卖给洋人。

做出这一决定，就在于胡雪岩从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看出了整个局势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洋人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来看，洋人事实上已经决定与朝廷接续“洋务”了。同时，虽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人做生意，但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肯定还得继续搞下去，因而禁令也必会解除。按照历来的规矩，朝廷是不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与洋人做生意还是商人自己的事情。正是从这些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的蛛丝马迹中，胡雪岩看出了一个必不可易的大方向，那就是，他迟早要与洋人长期合作做生意。

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儿们从来不会体恤商人的艰难，不能指望他们为商人的利益与洋人去论斤争两。因此，与洋人的生意能不能顺利进行，最终只能靠商人自己来运作。既然如此，那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为将来的合作留有余地。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觉得即使现在自己暂时无法实现控制洋庄市场的目标，也在所不惜了。

这就是胡雪岩眼光精明之所在。这一票生意做下来，他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由于有这票生意“垫底”，胡雪岩确实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道路。事实上，胡雪岩在这一笔生意“卖”给洋人的交情，马上就为他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他以后发展更大规模的洋庄生意，为他借洋债发展国际金融业，总之为他驰骋十里洋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顺势而为方能与时俱进

要想把握机遇，最关键的就是要抓住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只有高瞻远瞩，预见到了事物的发展方向，才能顺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去做事，才能把握机会，抓住财运。这就是顺势而为。

在中国古代的经商典故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鲁国人擅长做草鞋，而他的妻子擅长做帽子。有一天，两口子决定举家搬到千里之外的越国去做生意。当周围的人知道他们有这个打算后，便有人取笑这两口子说，越国是蛮夷之地，那里的人出门是从来不穿鞋不戴帽子的，你们想去那里谋生计，只有等着喝西北风吧!

顺势而为，就是顺水行舟、借风远航。李白诗中“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因为他顺水行舟，后来的苏东坡坐船回老家，走的和李太白是同一条水路，却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差别这么大的原因就是一个顺水，一个逆水。

胡雪岩的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当时清政府昏庸无能，国家动**不安，自然灾害频繁、战火连年不断，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正是一个新旧更替、纷纭复杂的大变革时代。

本来封建社会是一直轻视商业的，但当时的清政府因为官员贪污成风，还要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内战军费，财政状况极端恶化，入不敷出。国库的空虚使得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商人来发展经济，这既给商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还给大商人介入国家政事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胡雪岩看清楚了时局的规律，把握住了时事的趋势，因此做生意发财了，并成为了有着多种官职的商人。

除了跟随时局的大势顺势而为，胡雪岩还善于利用官府的权势趁势而为。胡雪岩在他的经商活动中，总是紧紧依靠官府，同时也给官府提供大力支持。从资助王有龄开始，他就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甚至筹划中外联合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最后他又力劝左宗棠设立上海转运局，还帮助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

胡雪岩为官府立下了重大功劳，所以得到了清政府的承认，并为他提供了从事商业活动必需的自由选择权和层层保护，使得胡雪岩能够左右逢源，将事业越做越大，从南方做到北方，又从中国做到外国。在一个封闭而落后的封建时代，如果没有政府的放任与保护，胡雪岩的事业是不可能那样辉煌的。因为那时中国还未建立自由经济环境，大多数商人处处受到制约，经商的投入与成本是非常大的；如果投入和消耗增加过多，事业势必会大受影响。而胡雪岩却另辟蹊径，如鱼得水，不仅没有受其制约，而且将乱世加以利用，甚至将官府玩于股掌之间。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英雄能够成其为英雄就是他们能够看清时势，顺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以当今时兴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胡雪岩之所以能成为闻名天下的红顶商人，就是因为他乘的势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与胡雪岩相仿的是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它是清代晋商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传说大盛魁的财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一直从库伦（今乌兰巴托）铺到北京，铺成白花花的一条白银路。

大成魁的创办人不过是三个小贩，当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由于军队深入不毛之地的漠北，所以准许商人随军贸易。当时，三人就看清了大势，认定朝廷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带来商品的急需和流通。于是，三个人就出现在了在随军贸易的商人队伍之中。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

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这就是大盛魁商号的最初的创业。

大盛魁不仅看清了大势，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上，也是趁势而为，而且根据蒙古同胞的生活习惯有针对性的组织货源。

依时而行，时易人亦变

胡雪岩曾有名言：“天变了，人应变”。意思是指时势时局变了，人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以顺应时局。

动**识忠臣，日久见人心。这话是说，唯有改朝换代，政权交替之际，才能看出平常忠字当头、口号震天的臣子里，谁是真忠臣，谁是假忠臣。可惜的是，中国现代史几百年的实证经验显示，有拥抱当权者大腿习惯的家伙，通常都是有奶便是娘，只要当权者换了面孔，他们就换着大腿抱。在政治上这种策略被胡雪岩熟练地运用于自己的生活、生意中去。

胡雪岩做事总是随时而变，见机行事，急缓相宜。生意场上，充满了搏杀，也充满凶险，往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且生意越大越难以照应，也就越容易出现疏忽。因此，驰骋于生意场上，不能恃强斗狠，也不能大意粗心。一事当前要谋定后动，未雨绸缪，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取的。

杭州被太平军团团包围，王有龄遵地方官“守土有责”的惯例，率杭州军民坚守孤城，终至粮草尽罄，断粮达一月之久，连药材南货，比如熟地、黄精、枣栗、海参之类，都拿来做了充饥之物，再后来就是吃糠、吃皮箱、吃草根树皮，最后已经到了割尸肉充饥的地步。胡雪岩冒死出城，到上海买得一船救命粮，运至杭州城外的钱塘江面，无奈进城通道已经完全断绝，城内城外相望而无法相通。在经历了三天度日如年、寝食俱废的等待之后，胡雪岩终于同意让陪他一起到杭州送粮的萧家骥冒险进城，向城中通个消息，并商量一下，看着能不能找到将粮食抢进城中的办法。萧家骥出发之前，胡雪岩问他如何到对岸，如何进得杭州城去，遇到敌、我双方的人又如何应对。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萧家骥其实想都没想，以他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原本只能见机行事碰运气。但胡雪岩不同意只是去见机行事碰运气，他对萧家骥说了上面引在题下的那段话，并且为他筹划了细致的应对方案，才放他出发。胡雪岩说：“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他这里说的“这时候”，自然不是指商事运作的时候，不过，他所说的危急时刻“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其中包含的道理，用于商事运作却也是极为恰当的。其实，做生意许多时候遇到的情况与萧家骥此时冒险进城也非常相似：救命大米费尽辛苦已经运到城外，绝没有无果而返的道理。而要事情有一个结果，就必须冒这一次险。当时的情形是，城外的人对城内的情况一无所知，城外有重重围兵，抓住想要与城中守军互通消息的人，一定会予以重罚，弄不好还会杀头。而被围的人此时实际上也已成惊弓之鸟，萧家骥在城中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加以这个时候又不能写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身份的文书信函之类的东西带在身边，进得城去也有可能被当成奸细。也就是说，无论是落人围兵之手，还是进得城去，应对稍有差错，都会性命不保，更不用说完成此行的任务了。萧家骥此行，实在吉凶难卜，最后结果只能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生意场上何尝不是如此!做生意许多时候也必须冒险，要赚大钱常常还要冒大风险。比如大着胆子投资一桩生意，这笔钱投下去，究竟是带来大笔的进账，还是血本无归，总是很难预先清清楚楚地知道的，常常也必须是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有时即使你做了周密的论证，似乎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实际运作起来，结果却完全不是想像的那么回事。人们常常用战场比喻商场，把冒险投资比喻为“押一宝”，就在于它们之间确实是十分相似，战场、赌场、商场，它们都是瞬息万变、险象环生且吉凶难卜，偶一疏忽往往就因一着不慎而满盘皆输，而且一桩生意的疏忽常常还不仅仅是一桩生意的失败，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全面崩溃。比如胡雪岩对自己钱庄和典当生意的失察疏忽，导致的后果就是一动而全动，一倒而全倒，终至无救。

如果这些问题“想停当”了，自然也就不妨大胆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