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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慈善基金会的价值（第1页）

四、家族慈善基金会的价值

家族基金会的成立往往源于家族财富创造者或继任者高瞻远瞩的未来愿景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格局。作为家族慈善的创始一代，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传承铭记在某个他们非常关心的社会问题上，为家族慈善事业建立一个完整的捐赠传统。家族基金会不仅可以让显性的财富、价值观得以传承，更可以传承美德和家风这些隐性的家族特质。

同时越来越多的家族基金会创始人开始关心捐赠的有效性，安排重要的家庭成员专门负责慈善事务，更有甚者，例如腾讯的核心创始人陈一丹开始全情投入慈善事业。家族基金会为聚集更多慈善资源、吸引商界领袖和专业化人才提供了有效的载体，正在加速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推动战略慈善时代的到来。

1．承载战略慈善事业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2017年《中国亿元捐赠与战略慈善发展报告》提到，对全球100个最大慈善家族的研究结果显示，成立一个或多个家族基金会或类似机构的比例超过90%。说明家族基金会是实施战略慈善事业的首选方式。中国正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大步转型，这一转型大体将在2025年左右完成。（13）而中国家族基金会是进一步推动现代慈善向战略慈善转型的具体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

首先，家族基金会相比其他基金会是更独立、更纯粹、更可持续的慈善资源。资助项目除了广泛关注教育、扶老、公共设施、环保、文化和医疗等诸多社会公益领域，相比政府的政治制约和投资机构的商业利益，更能够承担社会创新的风险。

其次，家族基金会通常由成功企业家创办，善于利用商业成功路径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基金会的治理结构、资金管理、战略决策等方面更具专业性，有效提高了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可持续的问题，同时兼具孵化其他慈善组织和项目的功能。

再次，家族基金会不仅可以产生外部影响力，还可以为家族内部关系带来和谐改变。慈善志业为财富的传承注入了一种利他的精神、荣誉感，让家族中不同地位、辈分的成员可以在这里平等对话，甚至家族中女性配偶、下一代往往成为基金会的议事者和决策者。

家族基金会在战略慈善的六个重要指标——“战略性、专业性、创新性、多赢性、长远性、引领性”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影响力。

宜家家族基金会

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14）（IngvarKamprad）设立了资产规模巨大的慈善基金会——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英特罗格基金会和宜家基金会。因而，宜家家族基金会实际上是以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为核心的基金会群体。

宜家家族基金会控制着资产总值高达370亿美金的宜家家居集团。其中宜家基金会是宜家实际控制者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的慈善部门，其资金也来源于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在英格卡基金会“无冕之王”的光环下，宜家基金会的关注点十分具体——儿童。根据宜家基金会的官方资料显示，宜家基金会目前与31个国际性非营利组织都有合作，并且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拯救儿童组织、克林顿健康倡议和众筹组织KickStart等国际机构的最大企业捐赠者。

英格瓦·坎普拉德在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宜家王国和手中巨额财富的未来，他渴望宜家集团永续存在，为了避免资本控制或者攫取宜家的财富，他拒绝把企业上市；同时迫于遗产税的压力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家族成员争产的可能，他最终决定在荷兰设立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这家基金会的目标是“促进和支持建筑和室内设计创新”。坎普拉德本人将全部股权全部捐赠给了该基金会，从而使斯地廷·英格卡基金会实际拥有英氏控股集团（InskaHolding）。由于该基金会的非营利性，它的税率不是家具行业通用的18%，而是3。5%，这就变相免除了宜家每年数十亿美元的纳税。在该基金会的五人董事会中，坎普拉德家族占两席，分别是英格瓦本人及其长子彼得。

英特罗格基金会和宜家基金会也在企业运营中出于资本运作和开展慈善的需要而相继设立。需要指出的是英特罗格基金会设立在列支敦士登，在这里设立的基金会既可以用来做慈善，也可以设定受益人，使家族成员得到股权分红，照顾一家人的生活所需。

诺贝尔基金会

1895年，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立志创办诺贝尔奖的遗书公开后，曾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当时的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认为，把奖颁给瑞典以外的人是不爱国的；美国纽约时报也曾预言这个奖项将来给瑞典带来的麻烦远多于荣誉。几乎没人相信这一国际性的科技大奖能够公正地举办下去。

因为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诺贝尔的遗嘱由他的侄子、当时掌管石油公司的伊曼努尔做执行人，他在一片质疑声中坚定地支持了基金会的成立和奖项的设立。1900年6月29日，诺贝尔基金会正式成立。时至今日，其每年颁发的奖项在全世界范围被认为是最具分量的荣誉，获奖的成果也代表着人类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

历经120年，诺贝尔用大部分遗产捐赠的基金会资产增长了100倍。高额奖金背后，是诺贝尔基金会成功的专业投资能力和资金管理模式。诺贝尔基金会的管理者，一部分是工商企业界代表，其余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文学院等。

今天，诺贝尔家族（诺贝尔兄长的后代）已经发展到340名成员。虽然诺贝尔基金会引起世人瞩目，但是诺贝尔家族非常低调，并没有直接参与基金会的管理，“我们家族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任何试图以‘诺贝尔’牟利的行为都是严令禁止的”。

诺贝尔家族协会成立于1960年，至今没有网站。协会通过电子邮件与340个成员联系。每个人在家族中都有对应的编号，根据在家族中的代际位置决定，每增加一代人就增加一位数，曾任家族协会主席的托马斯·提登的编号是3133，他的第一个孩子编号就是31331。协会每五年召集一次家族会议，15岁以上的家族后裔都具有选举权。“每一主席任期为5年，最多可以连任两届，之后的主席一定是新的人选，候选人由家族的全体成员投票决定，董事会任命，非常民主。”家族协会有自己的档案馆。诺贝尔家族每年都能获得固定的座位数，参加颁奖典礼和晚宴。颁奖典礼的名额是8个，晚宴是22个。

诺贝尔家族经历了各种战争、革命，时代的起伏令曾经的财富烟消云散，但他们坚守的诺贝尔奖却成了整个人类的财富和遗产。而这一切仅仅起源于一个无比纯粹、简洁而又宏大的目的：奖励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墨卡托基金会

墨卡托基金会是由德国的施密特（Schmidt）家族创建，以杜伊斯堡著名地图制图学家、宇宙学家格哈德·墨卡托（GerhardMercator）命名。“墨卡托”这个名字是全球性思维、科学精确性和创业精神的代名词，而墨卡托的事迹更是向世人展示了跨越文化、跨越宗教的宽容的重要性——因此墨卡托基金会一直遵循并捍卫着这一价值观。墨卡托基金会是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一。作为德国领先基金会之一，墨卡托基金会活跃于德国内外。由于创始基金会家族来自德国鲁尔地区，并且基金会总部也坐落在该地区，因此墨卡托基金会始终对鲁尔地区肩负一种特别的责任感。此外，墨卡托基金会也在德国境内乃至全欧洲代表一级基金会的联合机构中占有席位，其中包括德国基金会联邦联合会以及欧洲基金会中心的管理委员会。

墨卡托基金会集独特的科研经验与项目实践经验于一身，其内部由科学、教育和国际沟通三个事务部组成。基金会围绕着三个跨基金会事务部的中心主题展开工作。墨卡托基金会围绕着“多元融合”“气候变化”和“文化教育”这三个主题群，目标明确地进行着社会改良实践，同时，也为公共社会政治话题进行议题倡导。墨卡托基金会致力于塑造开放、团结、机遇平等的社会。它努力加强欧洲内部的凝聚力、提高青少年（特别是具移民背景的青少年）的教育、改进文化教育的质量与成效、推进气候保护并促进科学研究。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墨卡托基金会每年为许多项目伙伴单位和子机构提供项目实施经费，其额度达到六千至七千万欧元每年。

墨卡托基金会的活动范围遍及世界各地，在中国，墨卡托基金会的工作领域颇为广泛，既促进欧洲与中国基金会之间的交流，也支持德中学生及青少年双向交流，同时资助跨文化教育方面的项目。此外，墨卡托基金会也促进德国学校的中国能力建设并资助许多教育及研究机构从事对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该基金会是由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资助的、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基金会以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为基地，于2000年1月，通过盖茨学习基金会和威廉·盖茨基金会的合并而创立。

比尔·盖茨认为“催化式慈善”的愿景是推动政府、市场和慈善组织的合作，让市场为穷人服务，从而系统地、可持续地帮助有需求的人群，而盖茨基金会则是比尔·盖茨夫妇催化慈善的“催化剂”：

第一层次，盖茨基金会力求触及“资本不能及之处”的社会创新。一方面由于贫困人群的需求无法引起市场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虽然市场催生了许多创新，但市场极有可能因为巨大的风险而放弃巨大的创新机会；另外，虽然政府也致力于资助市场鞭长莫及的医学、科技等领域的社会创新，但是选举周期的限制导致政府的支持不能维持很长远，有可能只为取得进展的创新提供支持。

第二层次，盖茨基金会也致力于寻求行之有效的方案，催化式慈善就能利用政治和市场的力量将创新带给最需要它们的贫困或弱势群体，如向儿童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发的初期提供支持，直至它足够引起市场和政府的注意。

第三层次，盖茨也在利用基金会的资金建立一套让市场力量为贫困人群服务的体系。比如，盖茨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采用创新的运作模式，一方面筹集资金为受援国购买新疫苗，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手段重塑疫苗市场，激励疫苗的开发和扩大生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儿童也能够公平地获得免疫接种。自2000年成立以来，Gavi持续为受援国8。22亿儿童提供免疫接种支持，拯救了超过1400万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