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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第七章

华人也能争分夺秒——难忘的步行——重庆——无处不在的竹子——中式的苦力合同——重庆的传教使团——前往泸州之路

凌晨2点45分，我们到达泸枝，这是扬子江上游一个较大的市镇。船夫把一个铁头竹篙穿过船首的孔洞，插在前滩厚厚的淤泥之中。船员们蜷着身子，往铺盖上一躺，享受了几个小时早该得到的睡眠。由于6点25分又要起航，所以没能多看这个地方。泸枝这个地方比较开阔，部分城区就位于冰碛上。据船夫说，这个镇子最出名的产品是竹席，可以用作船篷。

离开泸枝，我们很快就穿过了一段湖泊般的美丽水域。我注意到，岸边的很多地方都有白色的斑点。后来发现，那些东西全是直径约一英尺的石头，上面都刷上了白石灰。据说这样能吓跑野兔，保护庄稼。我在中国还从未见过野兔，只见过家兔，所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只能依赖那位船长的诚实了。

我把秘书留在那只老爷船里，自己精挑细选一些船员和纤夫以后，便带着翻译登上红色保甲船，向重庆进发。我的那些船员非常出色，虽然只有五人，但人人认真负责，跟传教士一样。还有一个从万县就一直跟着我的兵勇，善良能干，体格强健。我们超过了很多溯江上行的船只，表明我们正以破纪录的速度行驶。即便在吃饭时，也没有把船停在某个平缓的小水湾，懒洋洋地倚靠着船吃东西，而是只派一个人上岸，只要还能划船，舵手就会摇橹，所以船也一直往前走。甚至纤夫上下船只也不停船，他们只能在方便的地方跳上跳下。这证明了我一直坚信的一个事实，即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人懒散而无精打采地虚度光阴”，但他们也能争分夺秒，假如有必要，他们做事完全可以跟任何人一样快。

停泊在重庆江边的作者搭乘的那条“老爷船”

我曾提到过那些富裕农民的农舍宽大开阔、惹人注目，坐落在扬子江沿岸如景似画的地区。《圣谕广训》倡导弟兄们要和睦相处，加之当今皇帝要嘉奖四世同堂的和睦家庭，不难想象，这些巨大而漂亮的民舍中住着众多的人口。

我站在重庆下面的海关关卡处，发现离城的距离，若走水路大约有30里，但走陆路则不超过12里。尽管天就要黑了，红色保甲船上的人都非常困乏，于是我决定走陆路。海关的伦德先生叫来两个苦力，借我一盏大灯笼，送我上路。在渡过了大江之后，我们开始了夜间的徒步旅行。翻过几座小山丘，前面是座独木桥，横在溪谷上，我并不喜欢过这样的桥，可又别无选择，只能过去。然后又沿着一层层的梯田爬上山去，过了一些稻田和不少坟地以后，脚下的小路变得只有两英尺宽，有时甚至更窄。每迈一步都得谨小慎微，因为一步有误，就将意味着掉进水稻田洗冷水澡，而里面所施的肥料都是人粪！就这样，在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终于从陡峭的石阶走下来，到了岸边。我们搭乘一艘小型渡船过江，前往重庆。三艘英国炮舰在江面停泊，舰上灯火通明，似乎在用闪烁的灯光向我们致以友好的问候。过了大江之后，我们又登上了更多的石梯阶，不仅陡峭，而且湿滑，因为在这座城市，有6000名苦力靠担水为生，从江里担水到城里，送给商店和居民区。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一次破纪录的旅行，从万县出发，仅用了六天时间，就走完了通常要十天才能完成的路程。

我们径直去了内地会的新址，受到了卫保哲（T。G。Willett）先生的热情欢迎。英国圣书公会的何永学（C。E。Hicks）也在那里，他走了1600里路来寻找英国领事，为他和一个女传教士举行婚礼。这两位传教士都掌握了不少汉语词汇。

山城重庆有30万人口，来自两个以上省份的各个角落。这里是个传教士的活动中心，包括女士在内的50位传教士在此生活。他们的工作范围以重庆为中心，覆盖周围的边远地区。他们举止高雅，具有良好的教养，可使任何城市蓬荜生辉。

徐丽生[1]是被派往藏区工作的挪威籍内地会传教士，能说四种语言。七年来，他工作在藏区边陲的各个部落，致力于他们的皈依。有一次，他已经越过了边界，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发现改时再去更方便些。我们到时，他也在重庆，正准备前往藏区。谈到他传教的种种努力时，他告诉我说：“最最难受的是，都工作六七年了，还没见有一个人皈依，而与此同时，家乡则享受着福泽。”他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如此具有天赋的绅士，花费了如此大的辛劳，结果却什么也看不到；但有许许多多的传教士，像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自己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了拯救异教徒的工作，虽身处他乡，工作没有收获，依然无怨无悔。他们的热情认真，他们的真挚奉献，都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人，“人生才能在看似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他还跟我说起一个藏族喇嘛对基督教真理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并曾告诉他说：“我一生都在寻求安宁，或许你们的宗教对我更合适。”可他突然间就不再来了。他是否已被他那些狂热的同胞所杀害？

重庆有不少工业。这里的猪鬃质量上乘，每年外运猪鬃多达万担，约合1。3万磅。外商主要靠这个猪鬃产品来挣钱。我曾试图了解为什么猪鬃那么走俏，但没有成功。当地的药材也大量出口，每年百万担左右。我曾问海关的税务司，重庆生产的药材有多少种，他指着一个两英寸厚的册子说：“那本书里全是本地生产的药材名称。”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是鸦片。本地产品正在迅速取代洋货，目前的出口量为每年1。6万担。去年从这个码头运走的山羊皮为40万张。

这里是四川的一个忙碌的商贸中心，在拥挤不堪的大街小巷里，可以看到许多竹制品。事实上，在这个省，一个人可以住在竹房里，头顶是竹檐，坐在竹椅中，面前摆着竹桌，双脚放在竹做的脚凳上，头戴竹斗笠，脚穿竹凉鞋。同时，他还一手端竹碗，一手握竹筷，津津有味地吃竹笋。他的饭菜是用竹枝叶烧的。用完餐后，用竹布擦干净饭桌，再用竹扇为自己纳凉，躺在竹**睡个午觉，**垫着竹席，头下垫个竹枕。他的小孩就躺在竹摇篮里，玩着竹玩具。午睡过后，他抽一会儿竹烟斗，取过一只用竹子做笔杆的毛笔，在竹子做成的纸上写封书信，或者把物品放入竹篮，挂上竹扁担，撑开竹伞，准备上路。他走过一座竹子搭成的吊桥，用竹子做成的水勺舀水喝，用竹子做成的汗帕（即手帕）擦汗。竹子既轻便又坚韧，各种各样的竹产品，显示着中国人各种各样的潜能和想象力。

重庆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上面所估计的人口，仅仅是城区内的人口，另有10万人住在郊区。大约10年前，官方在这里兴建了一家铸币厂，配备有最现代的机器。那是由一位美国专家帮助建起来的，但是，因吉卜林所说的“官方罪过”，不久便关闭了。然而就在一个月前，它又重新开工了，现在铸造的川银圆，当地各家钱庄都视之为合法货币，准备正式流通。白银的运输由苦力承担，每担1200两。70名苦力排成一条线，并非罕见。他们停下来过夜时，白银被堆放一处，由全副武装的人看守。不过，尽管防范严格，抢劫之事却并不鲜见。有个苦力受到亡命之徒攻击，被砍成重伤，被送到美国人开的医院接受治疗。他英勇抵抗，脖子右侧被扎了一枪，深达二英寸，脸上被砍了一刀，差点砍中眼睛，但颌骨被砍裂，耳朵也被砍伤，双手也从腕关节处被砍掉。另有一个护卫在子夜的偷袭发生时正好在屋里，藏在棺材里才躲过一劫；而第三个人则被活活打死。

在重庆，木匠的收入是每天五美分的工钱，另加饭菜——价值相当于两美分半，每十天还能再得到半斤猪肉。普通劳工的收入则是每天二美分，外加一顿饭。

中国人从来不知道在机械装置中使用螺丝钉，所以天朝人也就没有老虎钳。城里正在兴建洋房，所用的木材，运来的都是原木，或是新砍的，或是陈木，放在地上风干后，供人仔细挑选使用。由于工具简陋，技能缺乏，偶尔还要加上懒惰，所以一个美国人干的活儿，往往需要十个中国人才能完成。

慈禧太后及其大臣们的怪癖行为所造成的割地赔款增加了国民负担，这些赔款列入条约很容易，而要从子民身上榨取就难了。因为绝大多数百姓仅能糊口，正如常言所说，“今天只有今天的粮”。于是，四川总督奎俊下令，在全省范围内，每杀一头猪，屠夫要多缴一百文铜钱的课税，想借此征收分摊给他的部分款项。当重庆官方着手收取这笔课税时，屠夫行会（在中国，每个行当和每个人，包括乞丐和小偷，都有一个行会）奋起反抗，团结得犹如一个人，企图捍卫自身的利益。他们发起了一场联合抵制运动，拒绝宰杀生猪。屠夫们希望，通过这一行动，能最有力地唤起大众，反对总督的勒索。他们中有50人携带口粮占领了城隍庙。这种行动相当于矛头直指天子陛下的一场谋反运动。官方下令炮轰屠夫们的所在位置。屠夫们没能获得所期盼的支持，被迫投降，结果可想而知。猪没有杀掉，被杀的却是人，所谓“杀一儆百”。暴乱平息了，联合抵制解除了，猪肉也课上赋税出售了。

据我的经历，在中国陆路旅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与抬轿和搬运行李的苦力签约。一个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去找“麻乡商号”，那是中国西部最大的“苦力行”，从那里雇用苦力。用来写契约的红纸，长两英尺，宽一英尺半，看上去令人非常敬畏。这里给出的是译文，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译法，因为像西方的公文一样，这纸公文也有多种解释。

雇苦力往泸州的契约（译文）

麻乡商号东区先生

兹有盖洛先生，美利坚国绅士，欲雇脚夫以抬轿担物，是故前来接洽。盖先生将自渝启程，须送至泸州，价目已定，每人二吊二百，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所雇脚夫，无论出力多寡，人均半斤猪肉。论功行赏，多劳多得。所用轿椅，或顶角三人轿与或四人轿，或双担轿，按人计酬，现钱付给，前者每人六百钱，后者每人八百钱。担架绳索由盖先生准备。单人肩挑货物，每担八十斤；二人合担，最大毛重一百二十斤，过秤为准。渝地首付，人均千八，余四百至泸州付清。途中所花茶钱之多寡，由盖先生慷慨裁定。

此为原契，存于商号。

脚夫众人，举一人为首，若出差错，此契备查。

为免欺诈，立此文契。主事脚夫，郑太平。

行程期限一并约定，腊月十九日夜里三更之前，进入泸州。

立据日期：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十六日。

立据人：麻乡商号渝城分号东区先生（签字）

东区先生曾是这个行当的一名苦力，现在是一个头面人物，掌管着可能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苦力和邮件行。一位官员发现了他的才干，帮了他一把，将这个行业交他负责。有一次，他曾在运货途中丢了这位高官的部分珍贵货物。好在后者知道他的诚实，所以不但原谅了他，还继续给予支持。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个美国小伙子的故事，但说明，即便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敬业，同样有机会成功。

25年前，内地会便在重庆开始了重要而成功的工作。传教士们普遍认为，这个传教站所在地，不利于身体健康。他们的生活经历也为此提供了坚实的证明。在过去的25年里，有30名传教士在此工作；事实上，该会有5%的力量集中于此。在我看来，这个数字表明，有相当多人的人生都耗费在这儿。据说，跟在华的其他传教使团相比，内地会传教士的死亡率高居榜首。至于重庆是否利于人体健康，人们各有看法。一位外国医生（在炮舰上服务）认为这里非常有利于健康；其他人则认为，这里到处是能渗水的多孔岩石，它们能吸收水汽，也能释放瘴气，从而带来疟疾和痢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