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只有比别人更多一点奋斗才能拿到订单
长久以来,华为被《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外媒污名化。这些媒体一直认为华为的成功是通过投机等手段获得的,却忽视了华为从创业到如今19。7万员工的贡献。正是因为如此,《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外媒戴着有色眼镜,想当然地报道“地缘政治”里的华为。
早在2006年,在题为“天道酬勤”的内部讲话中,任正非就回应过这个问题。任正非说道:“我们没有国际大公司积累了几十年的市场地位、人脉和品牌,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只有比别人更多一点奋斗,只有在别人喝咖啡和休闲的时间努力工作,只有更虔诚地对待客户,否则我们怎么能拿到订单?”
“面对我们所处的产品过剩时代,华为人除了艰苦奋斗还是艰苦奋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我们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任正非在题为“天道酬勤”的内部讲话中谈道:“1994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通信展,在华为展台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新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这句话非常与众不同,但对华为员工来讲,这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讲话中,任正非引用《国际歌》第二段中的一句足以说明在创业初期华为曾经的创业维艰,以及赢得客户认可的艰难。
提及《国际歌》,在中国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创作背景。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当时的法国被普鲁士击败,普军已经兵临巴黎城下。
面对战败的结局,法国政府只能屈膝投降。同年3月,法国政府军队镇压巴黎市民武装,“巴黎工人起义”由此爆发。
其后,起义工人占领巴黎全城,通过人民选举,组建了“巴黎公社”政府。被赶下台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甘心失败,于是卷土重来,发起对巴黎公社的多轮进攻。1871年5月21日至28日,公社战士与被赶下台的政府军展开巷战。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
起义失败后,作为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狄埃(Eugèier)创作了诗歌《英特纳雄耐尔》(又译《国际工人联盟》),以《马赛曲》的曲调进行演唱。
1888年,作为法国工人作曲家的皮埃尔·狄盖特(PierreDeGeyter),专门给《国际歌》谱写了曲子,《国际歌》的词曲就此创作完成。
1920年,文学家瞿秋白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1923年,翻译家萧三在莫斯科根据俄文转译、由陈乔年配唱的《国际歌》开始在中国传唱。1962年,《国际歌》的译文重新加以修订。(1)
纵观华为的发展历程就不难理解任正非引用《国际歌》,原因是华为的创业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2015年1月22日,任正非在“达沃斯”现场接受了BBC首席财经记者琳达·岳采访时说道:“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走向允许这种产业的存在。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做东西、卖大碗茶。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就是从这些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
对于创建华为的动因,任正非直言,创建华为源于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被南油集团(2)辞退。被辞退后,任正非被逼入绝境,不得不面临人生至暗时刻的抉择——创业或者另外找个单位就职。正在这种选择中犹豫时,深圳“18号文件”的出台让任正非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创建科技企业,实现自己的战略宏图。
所谓“18号文件”,是指深圳市《颁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见图10-1。
图10-1 《颁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该文件的出台,专门明确了“民间科技企业”,开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先河。所谓“民间科技企业”,是指科技人员自愿联合投资、从事科技开发及有关的生产、销售、咨询服务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同时也明晰了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来的民营企业的产权问题,拉开了中国科技企业追赶欧美等跨国企业,与之争奇斗艳的大幕。
看到机会的任正非随即出手,迈出了华为创建的第一步。任正非和五名技术人员一起共同出资两万元,申请创办华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仅仅两月后,华为以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就获得了深圳市政府的批准。深府办﹝1987﹞608号《关于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见图10-2。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筹备组:
关于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同意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并原则同意公司章程。
二、该公司属民间科技企业,为责任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贰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伍年,自本文下达之日起生效。
…………
图10-2 《关于成立“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批复》
直到今天,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多次感叹:“没有‘18号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2015年1月22日,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任正非解释了自己创业的动因。任正非说道:
创建华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事情。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大精简,我们被国家集体裁掉了。我们总要走向社会、总要生产,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什么叫作市场经济。
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赚人家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给人家钱,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队的行为,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有二十几个人的小国企的副经理,有人说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我们就去买,我们把钱给人家了,人家却说电视机没有了。
这样我就开始要追讨这些款,追这些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并且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我们乱搞,不给我们钱,让我们自己去追款。在追款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我就把自己能找到的所有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些法律书中,我悟出来市场经济的道理:一个主体是客户,另一个主体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我不可能创造客户,因此我们第一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第二要熟悉交易的法律诉讼。我们那个时候钱很少,还把代理业务做得溜溜转。那个时候我们很缺钱,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货源就寻求货源,我们就给人家做代理。
这个阶段走起来,我们就慢慢地摸到什么叫作市场经济这条路了。当时国有企业干得不好,人家又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债务追回来。然后,我能领着这个公司前进,人家也不要我。最后“科委”说,你出来吧,你搞的都是大项目,不成功的。你就先搞小的。我就出来了。我出来后认为通信市场这么大,机会这么多,我搞一个小的总有机会吧。
由于幼稚,我才走上了这条路。一个碗扁一点没有关系,卖便宜一点,照样可以吃饭。但是通信产品,稍稍有点指标不合格,是全程全网的问题,会导致全世界通信出现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生意。
这样的话就对一个小公司是极其残酷的,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怎么可能?我们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后退,因为我们没有钱了,不可能后退,所以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这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我们就被逼上了梁山。(3)
在这段对话中,任正非直言,随着社会的变革,尤其是裁军后,他不得不转业。其后,由于他不适应当时的经商环境,结果栽了跟头后才开始创业的。
初创阶段的华为与其他创业企业一样,为了活下去,可以说是什么行业赚钱就做什么行业。
对于这一点,任正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隐讳地讲,做代理既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货源问题。在当时,尽管华为名为技术公司,但是经营的都是贸易,根本也没什么方向,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在初创时甚至卖过减肥药。有一次,任正非听说在深圳销售墓碑的生意很火,赚钱快。任正非决定,立即派人去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