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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艺术博物馆的智识机制建构（第1页）

浅谈艺术博物馆的智识机制建构

张子康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

一、新技术背景下的艺术生态与艺术博物馆工作

根据IWorldStatistics在2019年4月的最新统计数据，全球人口的56。1%可以使用互联网。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750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1]数字技术革命从本质上改变了时代，互联网成为全球化显著、实际的标志。数字技术革命不仅涉及所有文化形态，使技术与文化高度融合，同时影响了包含艺术生产与博物馆运营在内的所有非物质生产领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行为。马丁·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创造了框架（framing），或者集置（Gestell），我们成了主体，进而体验作为客体与图像的世界。”[2]鲍里斯·格罗伊斯认为框架决定了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并无形地引导着我们的经验。[3]即便在“后疫情时代”的隔离与“冷战”中，政治性“取关”也不能改变“身在其中”和“万物互联”的事实。

2008年，美国博物馆联盟成立了博物馆未来中心。2012年以来，其每年发布《趋势观察》，总结全球重要博物馆一年中展览所涉及的关键词。其中，2012年的关键词中出现增强现实；2013年的关键词中出现3D打印、微凭证、物联网、断开数字体验；2014年的关键词为大数据、机器人；2015年的关键词为公开数据、可穿戴技术；2016年的关键词为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2017年的关键词为人工智能、敏捷设计；2018年休刊；2019年的关键词为区块链。数字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博物馆界，由此可见一斑。[4]

尤其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全世界的博物馆纷纷“跃上云端”，虚拟展览、网络直播、社交媒体互动等等都成为一种重要的公众渠道。“云上”加强了博物馆跨越时空的强大属性，也加强了博物馆关于丰富人类经验的思想精神状态的非物质性特征。伴随着博物馆物理状态与数字状态的交叉日益频繁，人工智能、大数据系统与人脑系统的交互构成了“后人类时代”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框架，同时成为博物馆工作的基本方式与主要途径。

新技术带给艺术博物馆领域首要、直接的变化在于对受众“观看”模式或参与形态以及思维模式的改变。

传统艺术博物馆形成的观众概念被新技术发散成为“受众”概念，即观看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足以代表人们在艺术展览中所获得的全部。虚拟现实、大数据、智能穿戴、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受众对于作品的参与和干涉程度。受众具备了采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艺术作品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博物馆为了增加受众，也在积极拓展和游戏、电影、智能工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在这样的合作中，受众和博物馆、博物馆的艺术生产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比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任天堂拥有1300万玩家、运行时间最长的ch游戏《动物之森》提供了馆藏作品，通过美术馆官方网站中埋设的分享按钮，玩家可以将大都会博物馆馆藏作品添加到游戏中。沃克艺术中心将网站从自身内容营销转变为任何观众感兴趣的艺术品都能在此找到有趣故事、访谈和链接的地方，将远在博物馆墙外的想法、文字和艺术融合在一起。[5]观众在“参与”作品的同时，与艺术家的作品碰撞，可能形成新的不可预见的智识成果，这成为艺术博物馆智识机制最基本的形式，并通过博物馆平台反馈到艺术发展历程中，通过观众参与到整个社会智识机制建构中。博物馆可能不会直接解决21世纪困扰人类的许多问题，但是，其可以通过提供创造的机会，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发挥作用。[6]

其次，艺术生产（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呈现模式、艺术生态系统）对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普遍。

1。艺术家的创作越来越不受材料、时间、空间等传统因素的限制

当代叙事艺术不断互相渗透和扩张，摄影、电影、电视、动画、多媒体、互联网……在媒介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影响下，艺术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联性。新技术不断构成新的媒体和媒介方式。新媒体同时具有呈现与交流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既是传播信息的载体，也是信息本身。人类先前所创造的各种媒体形式，不论是书籍、广播还是电影、电视，都被转换成了数字形式——数字化同化了以往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呈现模式。物理空间的事件迅速地反映在赛博空间中，反之亦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受边界限制、越来越多地相互关联，要求我们在思想上也实现相应转变。[7]霍华德·贝克认为“艺术所包含的范畴由社会决定”。艺术建构于社会之中，也对社会行为者起到建构性的作用。[8]艺术家、设计师、工程师、技术员角色的边界被混淆，艺术以科学从未想到过的不同视角、观念框架展开探索。[9]波勒认为：艺术作品消失在社会学的分析中，不知不觉地破坏了我们视为最有意义的成就——“艺术是社会客体”[10]。智识生产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顽强的自觉生长形态，智识建构几乎是艺术界自主选择的解决方案。

2。新技术反映在艺术作品的各类呈现模式上

新时代的艺术场域中，大数据、信息化、云技术带给艺术作品这样一些新规则——没有人拥有它，人人使用凝视它，而且任何人可以改善它——对于艺术场域而言，这三个规则带来的复杂性是它的特色，也可能是不断创新的智识来源。[11]

位于赫尔辛基的芬兰国家博物馆于2018年开设VR展览。参观者可以在其中欣赏由艺术家R。W。Ekman创作的画作TheOpeniin1863，头戴VR眼镜仿佛走进画面中，3D角度环顾镜厅，在画作场景中找到自己，甚至可以与俄罗斯皇帝和绘画中描绘的其他人物说话。这次VR展览详细描述了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芬兰的生活和政治。在英国，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也制作了一个引人入胜的VR展览，参观者可以完全沉浸在艺术家工作室的3D模型中。2019年10月，巴黎罗浮宫推出了VR体验展“蒙娜·丽莎：超越玻璃”，旨在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通过交互式设计的声音和动画图像，用户可以发现有关绘画的细节，该展可以在VR应用商店VIVEPORT、iOS应用商店和Android应用商店下载。

3。艺术生态系统越来越深度倚重网络

当代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会忽略很多需要花费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展和艺术博物馆。这是“信息高速公路”[12]形成的“地球村”现象对艺术和文化产生的必然、客观影响之一。人类所掌握信息量增大、时间控制更有力、对于交流在地性要求更低，这一切都意味着艺术展和艺术博物馆以往基于物理形态和物理空间而产生的智识分享模式受到了挑战。赛博空间的存在已经成为艺术博物馆和艺术策展不得不认真面对和考虑的客观因素。2020年年初全球范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人们通过非物理接触获取文化艺术信息的需求，削弱了人们对实体空间中观看艺术展的向往。无论是博物馆的策展、馆藏、募捐、跨界合作，还是学院的研究、教学，媒体访问、一二级市场推广、交易，都激发了艺术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全方位的“线上”“云端”实践，艺术界呈现出对新技术的主动融合拥抱。对艺术博物馆来说，变化主要体现在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13]的多维度联结，实体建筑空间之外的线上展览已经不仅仅是疫情期间展览的补充方案，甚至成为替代方案，借此与更广泛的观众分享极具艺术史价值的作品。艺术博物馆学专家卡丽·斯特劳（CarlyStraughan）认为：在线内容使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来自博物馆的联系，并与整个艺术界的新成员互动。[14]奥古斯塔历史博物馆教育经理艾米·沙夫曼（AmyS）认为：“通过提供创造和智力机会，它们（指艺术博物馆）可以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发挥作用。”伦敦博物馆新博物馆项目负责人劳拉·威尔金森（LauraWilkinson）认为：“未来博物馆是当前自我的解构形式。”博茨瓦纳国家博物馆人类学家哈巴内·蒙促（Goabaosho）认为：“博物馆能够将严峻的现实转化为国际平台。”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2013年，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试用了虚拟博物馆之旅，使在线访问者可以控制配备了摄像头、扬声器和麦克风的机器人，这种允许远程访客与博物馆在线互动的方式受到澳大利亚各地学童的极大欢迎。英国伦敦的惠康收藏（Welle）在2017年数字战略中积极拓展网站功能，重视观众在网站上与收藏馆之间的联系，无论观众是否访问其物理空间，都能通过网站讲述其与作品之间的故事。[15]

网络科技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带来的时代变化，促成了博物馆核心动能的深度转向——从典藏（成立初或称前现代时期）、教育（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发展为以体验为主要表现，联动典藏、教育、展览、研究、运营推广等美术馆核心工作的智识系统的建构（当代）。接下来，我将具体谈一谈为什么将这一个转向命名为“艺术博物馆的智识系统建构”。

二、何谓智识？智识机制建构如何成为当下艺术博物馆发展的核心动能？

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关于“i”是这样批注的：1。[U，C]theabilitytothinkinalogiduhianadvancedlevel;yourmind;2。[C]averyiperson。[16]“i”在不同的语境下也被译为“知识”“智力”“智能”“智慧”等。相对于通过经验和教育获得的事实、信息或信息集合的“知识”——knowledge，“智识”更准确地传递“i”所特指的人们判断事物和解决矛盾的逻辑与能力，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征——从哲学层面上说，它与人们认识事物的科学性相关；从心理层面说，它描述了人们理性认识世界的高水平。[17]也可以这样理解，“智识”（i）强调的是认识发生的机制与过程，“知识”（knowledge）强调的是认知活动或能力达成的结果。在当下艺术史发展与博物馆研究领域，提倡“智识机制”（iem），使其与“知识生产”（kion）[18]的所指与能指区分开来，其本质是对新博物馆学从教育功能到体验功能转向的认知，其背后是博物馆运营理念的选择——是将认知的产生作为一个变量还是一个定量？是重视体验过程还是教育结果？是专注于从艺术品中获取意义还是教授学科技能？是重视向馆外广泛的公众领域提供创新思维模式与启发，还是将重点放在本馆相关专业的深入拓展？

智识在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被使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如果存在“智识史”的传统，那么跨学科便是其主要特征，整合多学科的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才能够梳理其脉络，对此本文不做深入展开。为了了解“智识”如何在博物馆中生成，博物馆或当代艺术博物馆作为智识生产机构在人类智识发展中的地位，本文仅就历史上人文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关于“人类智识”认知的主要观点进行介绍。

始于18世纪的学科分类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才随科学进一步发展而完善，[19]因此人类对于生物智识的理解也在糅杂多学科知识后不断地具象起来。不同的学科对于智识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和基于本学科传统的解释，但总体来说，人类的智识和人类自身的生物特征相关，同时和人类的社会特征相关。

从社会特征来看，勒内·笛卡尔（Rees，1596—1650）在《方法论》（Discoursdelaméthode）中曾提到：“它们（指动物）没有智识，它们只凭其器官的结构行事。”[20]笛卡尔认为智识是每位个体都要面对的，通过个体有意无意地去靠近一个外在的标准这种方式独立于学科本身，其价值不会随着更多人获得它而衰减。[21]综合了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和休谟（DavidHume，1711—1776）为代表的经验论，康德（Imma，1724—1804）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大自然的所有动物都有和人类相似的复杂心理，都有“智识”[22]，他用“现象（先天知识）—物自体（知识无法到达处）”架构人类的认识体系，对后世影响重大。从康德认识论的理论方法开始，从感知现实的复杂性出发，人类对于在不同思想体系间建立联系的智识机制（构）有了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首先推动了“科学”作为认识论的制度建构的过程。1810年柏林洪堡大学应运而生，洪堡（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通过把大学重新界定成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机构，为智识生活构建了一个受国家保护的市场，使其成为现代社会最可靠的进步工具，也以此成为现代大学的开端。同期，博物馆以其形象化的认知功能，无须受制于文化或语言，成为那个时代“最佳”的解决方案。博物馆作为另一类智识机构自此兴起——大英博物馆、罗浮宫陆续开始对外开放。[23]整个19世纪，在大学之外，博物馆作为一个智慧与文化辩论的场所，一个将哲学、科学、艺术与技术融合在一起的实物展示空间，一个主流科学、文化、哲学理念与假想的、边缘化的、未成体系的思想的交叉平台，成为独具魅力、活力的智识场所。博物馆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这段时间，真实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构成，与大学一起，代表了自然、文明和人类创造的智识成果的最高成就，作为生成智识经验的重要场所，参与了学科分类与不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界定，充当了知识的传播中心和合法化者，成为人类智识禁烟的源泉之一。爱因斯坦（1879—1955）于1915年提出相对论后，人们认识到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科学和人类感知的相对性。“当以物品为中心的认识论最终在历史舞台上落下帷幕时，博物馆也从此离开了美国智识生活的中心舞台。”[24]只有艺术博物馆，通过和艺术类大学之间的智识合作，成为人文科学中的智识机构的成功典型，“在今天的文化体系中占据最高的位置”[25]。美术史和公共美术馆（publicartmuseum，或称为公共艺术博物馆）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二者都是现代化的产物，都以历代美术为陈列或研究对象，也都致力于对纷杂无序的历史遗存进行整理，并将其纳入具有内在逻辑的叙事表述。大部分西方美术馆的馆长和陈列部主任有着美术史学位或专业训练，而院校中的美术史教学和研究也往往与美术馆的收藏和展览密不可分。”[26]

从生物特征的角度，整个19世纪，自然科学界频频通过人类与动物的比较来讨论“智识”。比较知名的有：19世纪早期，法国进化论学者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PierreA，1744—1829）在《动物哲学》（PhilosophieZoologique）一书中使用“智识”，来说明一些动物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一种生物主动智识的体现，而不完全是活动的机械；[27]紧接着，法国动物学家弗德瑞克·居维叶（FrédéricCuvier，1773—1838）经过长期对哺乳动物的观察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28]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生理、心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万·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IvarovichPavlov，1849—1936）对动物和人的高级神经活动进行实验研究得出，虽然高等动物也有直觉和形象思维，但语词和抽象为核心的综合思维力是区分人和动物的主要标准。[29]今天，脑科学已可通过颅磁、脑电图等技术对大脑生理结构进行全面扫描，科学实验逐渐证实并精准化了大脑的不同区域的认知功能。不同分区之间的脑回（网）路，使得人脑不同于动物，通过精密的认知模型与世界互动；也不同于电脑以超低能耗，在闭合的生物系统通过不断减小认知模型与外界感知系统的差距（最小化预期误差）来维持思维秩序稳定（FreeEnergyPrinciple）。因此，人类会不断地进行思考判断、刷新认知和改变现实，[30]这是人类认知的本质，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随着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当我们的日常生活无法离开手机推送的时候，“电脑”已然成了外挂的数据之脑。未来，“脑机互联”技术的开发应用，人类智识的普遍运作机制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人脑+电脑”的“后人类”（或“超体”）模式。理论上说，只要能复制大脑神经元连接互动的方式，人类就能将智慧扩展、将意识延续。这样的现实使人类的智识经由依赖政治、社会经济实体的范式产生了发展、变异的可能性。

面对当今纷纭变幻的思想意识现象，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的崛起，智识社会的发展正在寻求对以往范式框架的突破。新的国际局势给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正如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梅棹忠夫（TadaoUmesao，1920—2010）所说：人们的智识活动指向某种新颖信息的生产，进而将其引向凭借人们的思维活动进行的生产活动。在新时代的临界点，艺术界所应对的外部环境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也给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展示、研究等艺术生产活动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艺术博物馆以视听的感官体验为主要特征，与其他领域合作，承担传递现实的信息，为集体记忆提供支持，启发创新的思维模式等社会功能。在纷繁的信息海洋中，如果说“电脑”提供了人类认知阶段的所有“现象”，艺术博物馆的最高目标则是为人类认知提供“物自体”空间，[31]作为“后人类”的外挂精神之脑，使人类思维不断推陈出新，在当下的新知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中乘风破浪。

回到本节开宗明义提出的观点，建构智识机制来不断启发创新思维模式，梳理当代人类认识规律与特征，正是艺术博物馆当代意义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智识者是智识的具体承载人，重构与摧毁本身都是智识的一部分。

三、艺术博物馆如何主动回应博物馆智识机制建构

在数字革命催生的新经济形态背景下，我们在人类对智识的认识史和博物馆发展史交会的路口找到了当代艺术博物馆发展的核心动能：智识机制的建构。一方面，智识机制的建构是新技术时代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时代发展要求艺术博物馆的各项工作积极应对赛博空间的变化，从而在不同维度开展工作。

接下来，我们从新知识形态的三个主要特征（开源、创新、交互）来探索艺术博物馆的工作如何根据博物馆智识机制建构主动做出具体的转向和调整。

1。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