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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设计的几个片段 教育资本东方设计学和新技术（第1页）

中国当代设计的几个片段——教育、资本、东方设计“学”和新技术

杭间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的设计，带来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它既不是单纯的生活改善，也不仅仅是拯救产业的良药，更不是“艺术”的一种样式——在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像培养美术人才那样培养设计师，使我们的设计教育与欧美发达国家落后了很多年。我曾经与曹小鸥在2009年的《文艺研究》第一期著文说：

自蔡元培提出“美育救国”以来，中国的知识界有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运动、陈之佛的“尚美图案馆”（Shaudio，1923），而后又有庞薰琹、雷圭元等创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是一个中国最初的生活艺术“启蒙”运动的前赴后继的过程，它比起其他的人文启蒙思潮来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中国一百年曲折行进的政治与民主、经济与文化的道路上，对生活艺术化的启蒙运动潜移默化，从未中断过。

在我看来，生活启蒙才是真正在中国这块传统深厚的土地上影响深远的“启蒙”，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作品中的那些形象久久不能忘怀，如老通宝、闰土、阿Q、祥林嫂等。

令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迅速通过家用电器、时装、星级酒店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生活步履之后，设计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以及生物科技等的快速发展，又快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进程，作为当代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之间重要的“中介物”，它不仅在日常物质生活之中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同时也由于大众文化消费的影响，极大地决定了社会的发展面貌。设计正与当代社会思潮结合，实现着从传统、现代向着后现代的转换，它已然超越了哲学界讨论的单纯的工具理性，而跃向一种以生活为主导的复杂的文化形态，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呈现多样的趋势，情形复杂，难以全面概述，下面我仅以几个片段述之。

一、设计教育的观念更新

先说设计教育，是因为教育从来不是单纯的“教育本身”，这在设计界尤其特出。在教育的两端，一方面是社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其背后也是产业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如何教——设计的知识体系，典型地反映了时代的认识水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设计教育受制于师资的缺乏，大部分设计专业的教学，仍然借鉴于美术，有代表性的表现是素描和色彩长时间地充当基础课。进入21世纪以后，欧美设计教育的新观念开始进入中国的专业教育中。

以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转型为代表，商业开始与设计密切结合，以此作为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在设计和商业亦步亦趋的时代，商学院的转型之于设计学院办学思路的转变是否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15年1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与法国KEDGE商学院在两国总理的见证下，签署“中法艺术与设计管理学院”合作框架协议，这也恰好印证了我之前关于设计学院转型的某些想法。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衰退引发了金融行业的从业危机，进而带来商学院的教育危机，使原本在以金融为主的西方国家热门的商学院面临转型的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一批商学院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开始自己寻找创业的机会和可能。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过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在人的教育当中手工艺的作用最大。因为通过心手相应，可以培养出人和自然之间最亲近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具备正直可信的品格。那些杰出的手艺人，往往都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温文尔雅、内敛朴实。卢梭在这里将人的身体活动与内心体验所做的联系，也正是设计史对于对象的观察重点。在设计面前，任何人都做不了假，必须拿出精湛的手艺、精妙的东西，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于是，如今西方的商学院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些贴近生活的设计，通过寻求与之合作的方法，将生活里的创意变成商品在线上或线下销售，从而赢得利润，实现转型。这种转型使得商学院进入了设计的领域，创业者开始通过设计来改善民众生活的质量，创客现象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批人从商学院走出来以后，无论是对于商业管理还是商学院的发展方向都有重大的影响。这种注重年轻人创业，专心于实体经济，同时关注生活质量，以此赢得利润的行为，变成西方商学院一种新的模式。

商学院的转变同时也给设计学院的转型带来了契机。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过建筑设计教育的中国著名青年建筑师范凌，他谈到关于美国设计学院的现状时，明确提出了西方设计学院办学的两大重点，即经济学与社会学。对比之下，目前国内设计学院的状况令人担忧。中国的设计学院仍恪守包豪斯所建立的教育体系，专注于对造型、色彩进行固定模式的基础训练，这种格局对于当下的社会来说未免过于守旧。

范凌提出的西方设计学院的两大主张和倾向不是概念化的纸上谈兵，而是提出了设计教育实质性的主张：一是在经济学领域用商业的手段解决问题；二是在社会学领域用批判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经济学层面，将问题加以解决需要先期进行社会调查，再进行产品制作与加工，最终以实物的形式进入物质流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了解销售、服务、品牌等经济学知识，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发现问题所在。例如2015年1月26日，淘宝“大战”国家工商总局事件。这其实也是设计学院应当关注的事情，阿里巴巴的电商模式在运营方式上接近义乌小商品市场，其在打造这样一个收益平台的同时，就需要保证平台的公平公正。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商家和商品数量庞大，假冒伪劣的产品防不胜防，一时无法全面遏制。那么就要逐渐通过法律法规和自己一整套有效的管理来完善，履行上市公司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不能因为国家的政策支持，就一味地趋利避害，只享受利益不履行责任，这样的价值取向不能苟同，所以这样的叫板是否也需要反思？这正是这个社会发展过渡阶段混乱的时代产物。再回到设计学院，同学们对这些近在咫尺的问题也一定有所感觉，如此，课堂上的老师再隔靴搔痒地大谈工艺史、高科技派等陈旧的知识，同学们自然会不为所动。那走入社会，大学所授又有何益？言及设计，今日乃多元社会，每个人的选择已然不似过去物质匮乏之时有所局限，而是呈现更加多元的状态。因此，这就要求设计学院对于某些社会现象能够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

从社会学层面来说，设计学院应当更富于批判的精神，启发学生对关乎人的本质性问题以及人和物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正如法国学者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在《物体系》（LeSystèmedesobjets）中的阐述：“当物作为一种符号存在时，也就意味着，物品通过相互间的意义指涉关系，构成了一个可以自我容纳和生产自足的符号意义体系，物从中获得了意义的自治，物的存在也就取得了其本身的合法性。”在这里，鲍德里亚心目中的物本身就是主体，可以自我言说、自我生产、自我消费，与当代设计产品在符号消费的层面上的“物”的意义，实际上是同一所指。在当代技术的普及前提下，新设计不再追求实用功能的新发现，而是为更广阔的“消费”制造一种无中生有但却能刺激购买的“符号”，此时，在设计师和使用者之间不存在契约和服务关系，流通中的设计之物成为“自在之物”，物有了最终的意义体系，因此，鲍德里亚要论证的是作为“自在之物”如何得到解放从而获得其自主。这似乎又和设计理论研究的最终使命殊途同归。除此之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批判前人非科学形态的异化之后揭示决定异化外部现象的本质，以及法兰克福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进行的激烈批判同样值得设计教育加以重视。设计学院应始终秉持批判的态度，站在一个冷静理性的立场，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反思，这两点成为推动西方设计学院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范凌所提到的这两点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或许还是在于培养学生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批判性思维，我想这才是大学教育应该做的事情。我国的艺术学科自2011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从原来隶属于文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升级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设计学也成为其下属的一级学科。各个学校在成为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发展上，仍处在从完成招生指标到满足社会需求的学科建设之中。在这里，教育产业化与教育质量的协调问题仍十分严峻。真正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师资改革和招生制度的改革。而在设计教育方面，只关注技能的培训，缺乏思想的养成，这完全是技术学校所为。大学真正的职能到底是什么？教育的产业化到底是对还是错？有学者质疑其是否是在一个崇高的理由之下，掩盖当时城市里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如果真的如此，那么由此带来的大学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又该由谁来买单？如此看来，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设计学院都未能完成“大学”教育的使命。

二、设计与资本的矛盾纠结

设计和商业在寻求共赢的同时也存在着矛盾。设计本身是为大众生活，而商业的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如何来平衡这种关系？著名的趋势专家丹尼尔·平克（DanielH。Pink）提出重塑未来世界的六大能力时，就提到“产品、服务、体验或生活方式仅仅有实用价值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那些外表美观、新颖独特又有情感内涵的产品才能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个人的成就感”。

2014年在全国视觉传达会议上，我选取包豪斯三任校长的例子展开对于“矛盾的设计”的论述。密斯·凡·德罗（LudwigMiesvanderRohe）是重视商业的，他从建筑的角度出发，对甲方、乙方的关系，客户和服务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视，所以到美国以后他在商业上也比较成功。而汉斯·迈耶（HannesMeyer）是强调设计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生产廉价的商品，他不太重视商业；沃尔特·格罗皮乌斯（ius）则是理想主义的、综合的。假如设计是为大众服务的，那这个“大众”又是什么样的大众？在社会发展史上，“人民”这个词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民”是一个中国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民”的地位相对于贵族是极为卑微的，我们意识里的“民众”“民”是蒋兆和《流民图》里的形象。格罗皮乌斯所理解的“民众”也与此类似，他为容克飞机厂的工人设计的住宅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当时为了满足下层人的需要，他将住宅设计得极为节约，甚至毫无趣味可言。同样，在“文革”中，为“民众”的设计也同样简单划一。从我的切身经历来谈，小学五年级到高中二年级，我和同学只穿一种衣服，蓝色的确良中山装，白色衬衣，单调乏味。偶尔可以换上一件母亲为我仿制的军装已经令我十分开心。这又回到我曾经反思过的墨子，“为什么《史记》里不曾为这个能与孔孟齐名的人物立传？”我想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的理想主义、苦行僧式的生活理念，最终才使其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假使如是，我们倒不如回到原始社会。我曾经认为西门子品牌的洗衣机是世界上最好的洗衣机，于是哪怕搬了三次家，每次换洗衣机仍忠实于同一品牌的同一款式，直到妻子嗔怪，才恍然大悟。由此可见“工具理性”的逻辑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其所显现的现代设计的自以为是的给予、单调的秩序以及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合理”，并在合理性的名义下最终扼杀了文化的创造性、丰富多彩性。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

“人”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比较稳定的一个概念，它既不是天生的贵族，也不是天生的平民，而是撇开这些社会符号的平等的个体。此后社会的发展也是人的多样性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这个时候如果用单一理念去约束人们多样性发展的需要，既不明智也不合理。在设计界存在这样一种思潮，那些既做设计师又创办公司的人，他们的内心憧憬着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梦见约翰·鲍尔》里描绘的场景。重复营造着这样的画面：“划着一条小船，缓缓地沿着泰晤士河，徐徐前行，登上一个码头突然进入了中世纪，大家都很神性，风景也很干净……”又或是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生活。这种带有60年代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的情怀，在某种层面上是好的；但这种“好”容易偏“左”而走向异化，使其忽视今天年轻人多样化的需求。所以，我认为，设计界需要对这种“权力”加以“检讨”与反思。我们应该注意到设计界有很多次回潮，对于手艺的回归更是极为多元，这就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勇于面对，一定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只有真正注重人们需求多样性的设计，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设计。

明代哲学家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在商业和设计紧密结合的今天，后现代物质消费理论的出现，促使人在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了极富意义的思考。设计从来都不仅仅呈现为单向度的物质功能属性，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坐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其关注点更多地从物质走向文化，从功能靠向情感，这种“即事是学，即事是道”，更加注重情感属性也成为设计的一种新趋势。2003年，一些设计学者相继提出了设计的伦理学问题，我和曹小鸥发表在《美术观察》杂志上的《设计伦理：从人机适合到人际和谐》，已经从中国古代思想追溯源头，认为墨子的“节用”观点，与后来西方功能主义者的追求有相似之处，少即是多，不仅是设计原则，也是伦理学意义上的观点。

伦理学的讨论对象是人，是人的道德问题。众所周知，道德问题在整个社会形态的演变中，始终是变化的，一个社会的道德形态，虽然是这个社会人群中的普通主体与精英分子互为作用的结果，但追根溯源，那些原始伦理习惯的产生，最初必然是生产力影响社会关系的产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三大件，已经是物质结构中能和人精神产生密切联系的所有物件。但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物质生活带来的思考已经远不止如此。比如转基因技术，众所周知其已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问题。这些年随着新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都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人与物之间的感情与伦理的因素。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设计的综合性使得它和传统的设计性质迥异，这时候我们从伦理学视野来观察设计，有可能会成为重新审视人工造物的一次重要的机会。

三、东方设计“学”的可能性

谈及设计与生活之后，再将目光投向我们的传统。我们一方面继承了东方独有的美学精神，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强调民族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势必会走向“民族主义”。在当下科技日新月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大背景下，如何回归中国人系统的生活方式、寻找缺失已久的民族根性就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