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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2页）

既然痛恨从前没有热情就写下来的作品，再加上他矫枉过正的脾气，他就打定主意，从此不受热情驱策决不写作。他也不愿意再去捕捉自己的思想，发誓除非创作的欲望像打雷似的威逼他，他是永远放弃音乐的了。

他这么说着，因为他明明知道暴风雨快来了。

所谓打雷，他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但在高处比较更容易触发，有些地方——有些灵魂——竟是雷雨的仓库：它们会制造雷雨，在天上把所有的雷雨吸引过来；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使霹雳的爆发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能如期而至。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的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地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随后又是一片静寂。天空继续酝酿着雷电。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地看着自己，焦急地听着脏腑的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有时不免空等一场。阵雨散了，没有爆发；你惊醒过来，脑袋重甸甸的，失望，烦躁，说不出的懊恼。但这不过是延期而已；阵雨早晚要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爆发得越迟，来势就越猛烈……

瞧，它不是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起。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不时给狂暴的闪电撕破一下；它们飞驰的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心灵；尔后，它们把光明熄灭了，突然之间从窒息的天空直扑下来。那真是如醉若狂的时间！奋激达于极点的元素，平时被自然界的规律——维持精神的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牢笼里的，这时可突围而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统治一切，显得巨大无比，莫可名状。你痛苦之极。你不再向往于生命，只等着死亡来解放了……

而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狂叫了。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黯淡的光辉取暖。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跟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像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克利斯朵夫享受着光明照耀的时候，一阵电流在身上流过，使他发抖了。那好像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中突然出现了陆地。也好像在人堆里忽然遇到一双深沉的眼睛瞪了他一下。这种情形，往往是在几小时的胡思乱想，意气消沉之后发生的，尤其在想着别的事，或是谈话或是散步的时候。倘若在街上，他还因为顾虑而不敢高声表示他的快乐。在家里可什么都拦不住他了。他手舞足蹈，直着嗓子哼一支欢呼胜利的调子。母亲听惯了这种音乐，结果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她和克利斯朵夫说，他活像一只才下了蛋的母鸡。

乐思把他渗透了。有时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包裹着整部作品的一片星云：曲子的结构，大体的线条，都在一个幕后面映现出来；幕上还有些光华四射的句子，在阴暗中灿然呈露，跟雕像一样分明。那仅仅像一道闪电；有时是接踵而至的好几道闪电；而每一道光明都在黑暗中照出一些新的天地，但这个捉摸不定的力，往往出其不意地露了一会儿脸，会在神秘的一隅躲上几天，只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

克利斯朵夫一味体验着这种灵感的乐趣，对其余的一切都厌弃了。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得的，凡是由直觉感应的作品必须靠智力完成；所以他尽量挤压自己的思想，把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吸收干净，甚至还常常加些清水。——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太轻，太有自信，不免轻视这些手段。他抱着不可能的梦想，只愿意产生一些从头至尾都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作品。要不是他有心不顾事实，他不难发觉这种计划的荒谬。没有问题，那时正是他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绝对没有给虚无侵入的空隙。对于这源源不绝的灵感，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引子；眼中见到的，耳中听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瞥一视，片言半语，都可以在心中触发一些梦境。在他浩无边际的思想天地中，布满着千千万万的明星。——然而便是这种时候，也有一切都一下子熄灭的事。虽然黑夜不会长久，虽然思想的缄默不致延长到使他痛苦的程度，他究竟怕这无名的威力一会儿来找着他，一会儿离开他，一会儿又回来，一会儿又消失……他不知道这一回的消失要有多久，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高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想到这些，他对自己说着：“这力量就是我。一朝它消失了，我也不存在了。我会自杀的。”——他不住地心惊胆战，可是这倒反给他多添了一种快感。

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利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培养不起一件整部的作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很粗糙，必须费很大的劲儿把它们去芜存精。并且它们老是断断续续，忽起忽落的；倘使要它们连贯起来，必需羼入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意志，才能锻炼成一个新生命。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当然不会不做这一步功夫，但他不肯承认，而硬要相信自己仅仅是传达心中的模型，其实他为了使它明白晓畅起见，早已把内心的意境多多少少变化过了。——不但如此，他有时竟完全误解思想的含义。因为乐思的来势太猛了，他往往没法说出它意义所在。它闯入心灵隐处的时候，还远在意识领域之外，而这种纯粹的力又是超出一般的规律的，意识也无法辨认出来，使自己**而集中注意的究竟是什么，它所肯定的感情又是哪一种：欢乐，痛苦，都在那独一无二的，因为是超乎智力而显得不可解的热情中混在一起。可是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智慧究竟需要对这种力给一个名字，使它和人类孜孜砌在头脑里的，逻辑的结构，有所联系。

因此，克利斯朵夫相信，——要自己相信，——在他内心骚扰的那种暧昧的力，的确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而这意义是和他的意志一致的。从深邃的潜意识中踊跃出来的自由的本能，受着理智的压迫，不得不和那些明白清楚而实际上跟它毫不相干的思想合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品不过是把两种东西勉强放在一起：一方面是克利斯朵夫心中拟定的一个伟大的题材，一方面是意义别有所在而克利斯朵夫也茫然不知的那些粗犷的力。

他低着头摸索前进，受着多少矛盾的，在胸中互相击撞的力的鼓动，在支离灭裂的作品中放进一股暗晦而强烈的生命，那是他无法表白，但是使他志得意满，非常高兴的。

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簇新的精力，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人家过去教他崇拜的一切，对他不假思索而一味尊敬的一切，敢于正视了；并且立刻肆无忌惮地加以批判。幕撕破了：他看到了德国人的虚伪。

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这些谎言是适应每个民族而各个不同的：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互相了解而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真理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谎言，而且都称之为理想；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呼吸着这些谎言，谎言成为生存条件之一；唯有少数天生的奇才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不怕在自己那个自由的思想领域内孤立的时候，才能摆脱。

由于一个极平常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突然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他早先的不觉察，并非因为他没有机会常常看见，而是因为距离太近，没有退步的缘故。现在，山的面目显出来了，因为他离得远了。

他在市立音乐厅的某次音乐会里。大厅上摆着十几行咖啡桌，大概有二三百张。乐队在厅的尽里头的台上。克利斯朵夫周围坐着些军官，穿着紧窄的深色长外套，胡子剃得很光，阔大的红红的脸，又正经又俗气；也有些高声谈笑的妇人，过分装作洒脱；天真的女孩子们露着全副牙齿微笑；胡髭满面，戴着眼镜的胖男子，活像眼睛滚圆的蜘蛛。他们每喝一杯酒总得站起来向什么人举杯祝贺健康，态度非常恭敬、虔诚，把脸色与说话的音调都变过了，好似念着弥撒祭里的经文，他们扮着庄严而可笑的神气互相敬酒。音乐在谈话声与杯盘声中消失了。可是大家把讲话和饮食的声音尽量压低。乐队指挥是个高大的驼背老人，挂在下巴上的须像条尾巴，往下弯的长鼻子架着眼镜，神气颇像一个语言学家。——这些典型的人物，克利斯朵夫久已熟识。但这一天，他忽然用着看漫画的目光看他们了。的确，有些日子，凡是平时不觉察的旁人的可笑，会无缘无故跃入我们眼里的。

音乐会的节目包括《哀格蒙特序曲》，瓦尔德退菲尔的《圆舞曲》《汤豪塞巡礼罗马》，尼古拉的《风流妇人》《阿塔利亚进行曲》，《北斗星》幻想曲。（《哀蒙格蒙特序曲》为贝多芬作品；《汤豪塞巡礼罗马》为瓦格纳歌剧《汤豪塞》中的一段；《阿塔利亚进行曲》为门德尔松所作；《北斗星》为梅亚贝尔所作的喜歌剧。）贝多芬的《序曲》奏得很照规矩，《圆舞曲》奏得很激昂。轮到《汤豪塞巡礼罗马》的时候，台下有开拔瓶塞的声音。克利斯朵夫邻桌的一个胖子，按着《风流妇人》的音乐打拍子，挤眉弄眼地做着福斯塔夫[2]的姿势。一位又老又胖的妇人，穿着天蓝衣衫，束着一条白带子，扁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皮色鲜红的胳膊，粗大的腰围，用洪大的嗓子唱着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歌。她扬着眉毛，做着媚眼，睒着眼皮，忽左忽右地摇头摆脑，满月似的脸上挂着个肥大的笑容，穷形极相地做着哑剧。再没有她那副庄重老成的气息，简直像咖啡店里的歌女。这位儿女满堂的妈妈，居然还扮作痴騃的姑娘，想表现青春，表现热情；而舒曼的歌也就跟着像逗弄小娃娃的玩艺儿。大家都听得出神了。可是南德合唱班的人马一出台，听众的注意简直到了庄严的程度。合唱班一会儿咿咿唔唔的，一会儿大声叫吼的，唱了几支极有情致的歌：四十个人的声音等于四个人，似乎他们有意取消真正合唱的风格，只卖弄一些旋律的效果，凄凄楚楚地自以为极尽细腻，轻的时候像要咽气，响的时候又突然震耳欲聋，好似敲着大铜鼓；总之是既不浑厚，又不平衡，纯粹是柔靡不振的风格，令人想起波顿[3]的妙语：

“让我来装作狮子吧。我的叫吼可以跟嘴里衔着食物的白鸽的声音一样柔和，也可以叫人相信是夜莺的歌唱。”

克利斯朵夫听着，一开头就越来越诧异。这些情形对他绝对不是新鲜的。这些音乐会，这个乐队，这般听众，他都是熟的。但突然之间他觉得一切都虚伪。一切，连他最心爱的《哀格蒙特序曲》在内，那种虚张声势的**，一板三眼的激昂慷慨，这时都显得不真诚了。没有问题，他所听到的并非贝多芬和舒曼，而是贝多芬和舒曼的可笑的代言人，而是嘴里嚼着东西的群众，把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似的包围着作品。——不但如此，作品中间，连最美的作品中间，也有点儿令人不安的成分，为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感觉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敢分析，以为怀疑心爱的大师是亵渎的。他不愿意看，可是已经看到了，而且还不由自主地要看下去；像彼萨的含羞草一般，他在指缝里偷看。

他把德国艺术**裸地看到了。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沾沾自喜的，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有的是丰富的感情，高尚的心胸，而且真情洋溢，把心都融化了；日耳曼民族多情的浪潮冲破了堤岸，最坚强的灵魂给冲得稀薄，懦弱的就给淹溺在它灰色的水波之下，这简直是洪水；德国人的思想在水底里睡着了。像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以及等而下之的那些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又有些怎么样的思想！完全是沙土，没有一块岩石。只是一片湿漉漉的，不成形的黏土……这一切真是太荒唐太幼稚了，克利斯朵夫不相信听众会不觉得。但他向周围瞧了一下，只看见一些恬然自得的脸，早就肯定他们所听到的一定是美的，一定是有趣的。他们怎么敢自动加以批评呢？对于这些人人崇拜的名字，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并且有什么东西他们敢不尊敬呢？对他们的音乐节目，对他们的酒杯，对他们自己，他们都一样的尊敬。凡是跟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他们心里一概认为“妙不可言”。

克利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觉得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反映作品。克利斯朵夫忍俊不禁，装着鬼脸。等到合唱班庄严地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的羞怯的《自白》，他再也抑止不住，竟自大声地笑了。四下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邻座的人骇然望着他，而他一看到这些吃惊的脸更笑得厉害，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一下大家可恼了，喊着：“滚出去！”他站起来走了，耸耸肩膀，笑得浑身扭动。全场的人看了都气愤之极。从此克利斯朵夫就慢慢地跟他城里的人处于敌对的地位。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决定把几个“素受尊重的”音乐家的作品重新浏览一遍。结果他大为懊丧，因为发现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他竭力怀疑，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不，没有怀疑的余地……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财富中竟有那么些平庸的作品与谎言，他真是大吃一惊。经得起磨勘的乐曲实在太少了！

从此，要去看别的心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心惊肉跳……可怜他像中了妖法似的，到处都碰到同样的失意！他为了某几个大师简直心都碎了，仿佛失掉了一个最爱的朋友，也仿佛突然发觉自己那么信任的朋友已经把他欺骗了多年。他为之痛哭流涕，夜里睡不着了，苦恼不已。他责备自己：是不是他不会判断了？是不是他完全变了傻子？不，不，他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看到太阳的光辉，更能感到生命的丰满，他的心并没愚弄他……

他又等了好久，不敢惊动他认为最好最纯粹的作家，那些圣中之圣。他唯恐把自己对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但一颗事事讲求真理的灵魂，本能上对一切都要追根究底，看透真相，即使因之而惹起痛苦也在所不顾：对这种铁面无私的本能，又有什么方法抗拒呢？——于是他打开那些神圣的作品，看看像军中的禁卫队似的最后一批精华……不料才看了几眼，就发现它们并不比别的更纯洁。他没有勇气继续了。有时他竟停下来，合上乐谱，仿佛诺亚[4]的儿子用外衣把父亲**的身体给遮起来似的。

这样以后，他对着这些废墟丧然若失。他恨不得牺牲一切，不让他神圣的幻象破灭。他心里悲痛极了。幸而元气那么充足，他对艺术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动摇。凭着年轻人天真自大的心理，他似乎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他重头再来。因为沉醉于自己新生的力，他觉得——也许并非没有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在活生生的热情和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表现的时候更成功更真切，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满着热情，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难发现热情；但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在那些不完全的辞藻中辨别出来。他所指摘的艺术家多数是这种情形。他们心中所有的，表现出来的，的确是深刻的感情；但他们语言的密匙随着他们的肉体一齐死了。

克利斯朵夫不懂得人的心理，根本没想到这些理由。他觉得现在是死的一向就是死的。他拿出青年人的霸道与残忍的脾气，修正他对过去的艺术家的意见。最高贵的灵魂也给他**裸地揭开了，所有可笑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而所谓可笑，在门德尔松是那种过分的忧郁，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稳而言之无物；在韦伯是虚幻的光彩，枯索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李斯特[5]是个贵族的教士，马戏班里的骑师，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气，高贵的成分真伪参半，一方面是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又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至于舒伯特，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淹没了，仿佛沉在几里路长的明澈而毫无味道的水底里。便是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不免虚伪。甚至那伟大的巴赫，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启后的祖师，也脱不了诳语，脱不了流行的废话与学究式的唠叨。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这位见过上帝的人物[6]，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没有精神的，加着糖的宗教，而他的风格是七宝楼台式的，繁琐纤细的风格。他的大合唱中，有的是牵惹柔情的老虔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絮絮不休地向耶稣谈情，克利斯朵夫简直为之作恶，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巴赫曾任来比锡圣·托马斯学院歌唱教师二十七年。）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像贝多芬或韩德尔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奏鸣曲与交响乐——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

他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像舒曼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当然，虚伪的罪名决不能加之于淳朴的舒曼：他几乎从来不说一句不是真正感觉到的话。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利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他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般最大的宗师——连瓦格纳在内——的疮疤。克利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洛恩格林》[7]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传奇，虚假的虔诚，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甚于一切。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漂泊的荷兰人》的浓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恶。西格蒙特劫走弱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界的黄昏》里，齐格弗里德和布仑希尔德以德国式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8]各式各种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得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决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它们自愿。——而它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