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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02（第1页）

第一部02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决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儿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惶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3]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起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4]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

“两种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

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

“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拼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气，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决不能卷进你们盲目的斗争。倘若我们不拿着火把，谁拿？你们打过仗以后看到光明依然无恙，一定是很高兴的。大家挤在甲板上扭打的时候，总得有些工人管着锅炉不让它熄灭。我们要了解一切，对什么都不恨。艺术家好比一支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

他们认为他唱高调，说他自己的罗盘针已经丢了。他们很高兴能不伤和气地奚落他一阵。在他们心目中，艺术家是个取巧的家伙，只想做些最少而最舒服的工作。

他回答说他跟他们工作一样多，更多，还不像他们那么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叶，以偷懒为原则。

“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说，“都怕碰坏了他们宝贵的皮肤！……天哪！我从十岁起就没停过工作。你们却不爱工作，你们骨子里是布尔乔亚，还自以为能够毁灭旧世界！哼，你们非但办不到，而且也不愿意。真的，你们不愿意！你们吵吵闹闹的吓人，好像要把一切都破坏干净：其实都是空的。你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什么都抢过来，躺到布尔乔亚热烘烘的**去。只有几百个可怜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终预备给人家剥皮或是剥人家的皮，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要找点儿补偿，为几百年的辛苦出口气；——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机会便混进布尔乔亚的队伍。他们当什么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演说家、文人、议员、部长……哎，别骂他们。你们也不见得高明。你们说那些是卖党求荣的混蛋。可是以后轮到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一个不上钩的！怎么能不上钩呢？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你们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把空肚子填满。”

说到这里，大家都生气了，七嘴八舌同时开口。克利斯朵夫争论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比别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做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桩侵犯正义的事，他的知识方面的骄傲，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虚构出来的唯美的世界观，都登时消灭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贫便是生活艰难，你还谈美学吗？得了吧！只有无耻的特权阶级才敢唱这种高调。像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艺术家或是挨饿，或是成为百万富翁，完全凭那个捉摸不定的风气，或是在操纵风气的人手里。坐视优秀分子消灭，或者给他极不公平的待遇：那种社会不是个社会而是个妖魔，应当铲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当有每天的口粮。每种工作，不论是好的是普通的，它的报酬应当以工作的人的正当与正常的需要为标准，而不能以工作的真价值为标准，——要估计工作的真价值，而且要永远的公平，谁有这个资格？——对于替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津贴，让他们能有时间与方法替社会争取更大的光荣。这就够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它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你得让他有饭吃，能安安静静地工作。财富是多余的，是盗窃旁人。我们应当老实不客气地说：谁要是财产超过了他和他家族的生活费，超过了为他的智慧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费用，便是一个贼。他多出来的就是别人缺少的。人家提到法兰西无尽的财富，巨大的产业，我们听了只能苦笑；因为我们这批代表民族活力的人是劳动大众，是工人，是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得筋疲力尽地挣取一些免于饿死的生活费，还常常眼看最优秀的人被劳苦磨死。你们却吞饱了人间的财富，靠着我们的灾难与痛苦而致富。你们心里不会觉得不安，有的是自欺欺人的诡辩，说什么产权是神圣的，为生存而斗争是健康的，求进步是最高的目的。嘿！进步，牺牲了别人的“所有”去求那个大成问题的进步！然而无论如何：你们总是太多了。你们所有的远过于你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却是不够。而我们比你们更有价值。如果你们喜欢不平等，那么小心些，也许明天你们自己就会吃不平等的苦！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受着周围的热情激动。接着他对于自己的滔滔雄辩觉得奇怪，但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只惋惜没有好酒，顺手把莱茵佳酿夸上一阵。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的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克利斯朵夫辩论的时候情绪越来越热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来越冷淡。

他们没有他那么多的幻象。连一般激烈的煽动家，布尔乔亚最害怕的家伙，心里也摇摇不定，并且布尔乔亚的意识特别强。笑声如马啸似的高加，直着嗓子，做着可怕的手势，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话也将信将疑：他是拿暴力来吹牛的人。看透了布尔乔亚的心虚胆怯，他故意恫吓他们，勉强装作强者。关于这一点，他会嘻嘻哈哈地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承认的。格拉伊沃却批评一切，批评人家想做的一切，叫什么都流产。育西哀则是永远肯定，从来不认错。他明明看到自己的论点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执；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张，他连事业的成功都不惜牺牲。可是他也会从极固执的信仰一变而为讥讽嘲弄，非常悲观，毫不留情地指出所有的理论都是谎话，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会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会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地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失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地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他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育西哀因为害着肺病，眼看死期不远，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但除了育西哀之外，那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像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这两样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在别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成功；——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不管自己的主义，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搞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虚声恫吓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地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的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作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子而炒鸡子，或者是只敲破邻居的鸡子。

奥里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现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潮水走了。奥里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偏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它流过。

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它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沫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正如那般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班是单凭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用作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旺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的找一点补偿。

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它知道它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奥里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标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力的计划。

“你们这般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吧。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骇惑哲人，选择了弱者来骇惑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

然而不问操纵的主子是谁，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虽然工团主义所准备的社会组织可能使将来的局面有些进步，奥里维还是觉得他和克利斯朵夫犯不上把所有幻想与牺牲的劲放到这场战斗中去，放到这场庸俗而不能开辟新天地的战斗中去。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的希望幻灭了。平民不见得比别的阶级更好，更真诚，尤其是没有多大分别。

在骚乱的热情与追求名利的浪潮中，奥里维的眼睛跟心特别受着几座独立的小岛吸引，那是一些真正的信徒，东一处西一处的矗立着，好像漂在水上的花朵。优秀分子尽管想跟群众混在一起也没用，他总倾向于优秀分子，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优秀分子，倾向于那些胸中怀有灵光的人。而他的神圣的责任就在守护这道灵光，不让它熄灭。

奥里维已经选定了他的任务。

跟他的家隔着几间门面，比街面稍微低一些，有一家小小的靴店，——那是用木板、玻璃、纸板拼凑起来的小棚子。进门先要走下三步踏级，站在里头还得弓着背。所有的地位恰好摆一个陈列靴子的搁板和两只工作凳。老板像传说中的靴匠一样整天哼唱。他打唿哨，敲靴底，嗄着嗓子哼小调或革命歌曲，或是从他的斗室中招呼过路的邻居。一只翅膀破碎的喜鹊在阶沿上一纵一跳，从门房那边过来，停在小店门外的第一级上望着鞋匠。他便停下工作，不是装着甜蜜的声音向它说些野话，便是哼《国际歌》。它仰着嘴巴，俨然地听着，又好像向他行礼一般，不时做一个往前扑的姿势，笨拙地拍拍翅膀，让自己站稳一些；然后忽然掉过头去，不等对方把一句话说完，便飞到路旁一张凳子的靠背上，瞪着街坊上的狗。于是靴匠重新敲他的靴子，同时把那句没说完的话说完。

他五十六岁，兴致挺好，可是喜欢生气，浓眉底下藏着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光秃的脑袋好比一个矗在头发窠上的鸡子，多毛的耳朵，牙齿不全的黑洞洞的嘴，哈哈大笑的时候像口井，又乱又脏的须，他常常用那些被鞋油染黑的手指捋来捋去。街坊上都管他叫斐伊哀老头，或是斐伊哀德，或是拉·斐伊哀德，——也故意叫他拉斐德[5]惹他冒火，因为老头儿在政治上是标榜赤色思想的，年轻时就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被判死刑，后来改成流配。他对这些往事非常骄傲，恨死了拿破仑三世与加利费[6]。凡是革命的集会，他无不踊跃参与，很热烈地拥护高加，因为他会用诙谐百出的辞令，打雷似的声音，预言将来大家可以痛痛快快地报复一下。他从来没错过一次高加的演讲，把每句话都咽在肚里，听到发噱的地方便扯着嘴大笑，听到咒骂的话又大为激动，对着那些战斗和未来的天堂心花怒放。第二天在小店里，他还得在报上重新读一遍演讲的摘要，对自己和徒弟高声朗诵；并且为了要细细地咂摸，他又教徒弟念，倘若漏掉了一行就拧他的耳朵。因此他的活儿往往不能准期交货，但手工挺讲究：鞋子把你脚都穿痛了还是没有坏。

徒弟是老人的孙子，十三岁，驼背，身体很弱，而且是软骨。母亲在十七岁跟一个没出息的工人跑了，后来工人变成了无赖，给抓去判了罪，从此不知下落。她被家里赶了出去，独自抚养着小爱麦虞限。她性情暴烈，嫉妒得有点病态，把对情夫的爱与恨一齐移在孩子身上：拼命地爱他，同时又粗暴地虐待他，然后，儿子一有病，又急得发疯似的。逢着心绪恶劣的日子，她不给他吃晚饭就叫他睡觉。要是他在街上累得走不动了或是倒在地下了，她就踢他一脚逼他站起来。她说话颠颠倒倒，前言不搭后语，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快活得像疯子。赶到她死了，祖父便把孩子接回，那时他才六岁。老人很喜欢他，但他有他的一套喜欢的方式：对孩子很凶，百般辱骂，从早到晚扯耳朵，打嘴巴，为的是教他手艺，同时也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反宗教理论灌输给他。

爱麦虞限知道祖父的心并不坏；但他老是准备举起肘子来防巴掌。老人使他害怕，尤其在酩酊大醉的夜晚，因为斐伊哀德[7]老头名不虚传，每个月总要醉上两三次，胡说八道，嘻嘻哈哈，做出许多怪模样，结果孩子总得挨几下。其实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孩子很胆怯，因为身体不好而更敏感，头脑早熟，遗传了母亲那种犷野而骚乱的心情。祖父粗暴的举动和革命的议论又把他骇坏了。外界的印象都会在他心中发生回响，好似小靴店被沉重的街车震动一样。日常的刺激，儿童的痛苦，早熟的悲惨的经历，巴黎公社的故事，从夜校中听来的零碎知识，报纸的副刊，工人集会中的演讲，和遗传得来的、**不已的、性的本能，都在他糊里糊涂的幻想中混成一片，像钟声的颤动。这种种合起来变成一个梦中的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池沼，闪出一些耀眼的希望的光。

鞋匠把徒弟带着上奥兰丽的酒店。奥里维就在那边注意到这个尖声尖气的小驼子。既然不大跟工人们交谈，他尽有时间研究孩子的病态的脸，鼓起的脑门，又强悍又畏怯的神气。只要有人跟孩子说一句粗野的笑话，孩子就不声不响把脸扭做一团。听到某些革命的议论，他柔和的栗色眼睛又对着未来的幸福悠然神往，——其实即使这幸福一朝实现了，他那可怜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怎么改变。但当时他眼睛里的光辉照着他可憎的脸，竟令人忘了它的可憎。这一点，连美丽的贝德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她对他说出了这个感想，冷不防亲了亲他的嘴。孩子惊跳一下，脸色马上变了，不胜厌恶地往后退避。贝德没有留意，她已经在那里和育西哀吵架了。发觉爱麦虞限这样**的只有奥里维，他眼睛盯着孩子，看他缩到黑影里，双手哆嗦，垂着头，低着眼睛，从旁用着又热烈又恼怒的目光偷觑贝德。他走过去跟他很温柔很客气的说话，一下子就把他的性子给压下去了……柔和的态度对于一颗被人轻蔑的心的确是很大的安慰，好比久旱的泥土急不及待地吸收的一滴水。只要几句话，只要一个笑容，就能使爱麦虞限暗中向奥里维倾心，把他认为知己。以后在街上遇见奥里维而发觉他们是近邻的时候，他更觉得那是一种缘分了。他特意等奥里维在铺子门前走过，好跟他招呼；倘若奥里维心不在焉没留意，爱麦虞限就会不高兴。

有一天，奥里维走进斐伊哀德老头的店去定一双靴子，爱麦虞限真是快活极了。靴子完工了，他便趁奥里维在家的时候送过去，想借此见见他。奥里维正想着旁的事，没有理会，付了钱，一句话也没说；孩子好似等着什么，东张西望，不胜遗憾地预备走了。奥里维猜到了他的意思，虽然觉得和平民谈话是桩苦事，也笑着跟他搭讪起来。而这一回他竟找到了简单而直接的话。对于痛苦的直觉，使他把孩子看作——当然是看得太简单了些——像自己一样被人生伤害的小鸟，把头钻在翅膀里面，在鸟架上缩做一团，幻想着在光明中自由翱翔，聊以**。由于一种本能的信赖，孩子自然而然跟他很接近了，觉得这颗静默的心灵，不叫不嚷，不说一句粗暴的话，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待在他旁边，你跟街上的暴行完全隔离了。还有那屋子，装满了书，装满了几百年来神妙的语言，使孩子看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很乐意回答奥里维的问话，但不时还露出一些骄傲的野性，说话也找不到字。奥里维小心翼翼地发掘这颗暧昧的、吞吞吐吐的灵魂，发觉它对于世界的革新抱着又可笑又动人的信仰。他明知道那信仰是个不可能的梦，决计改变不了世界的，可没有讪笑他的意思。基督徒也做过不可能的梦，也没把人类改好。从伯里克理斯到法利爱先生[8]，人类在道德方面有什么进步呢？……但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气运告尽的信仰黯淡的时候，应当欢迎那些新兴的：信仰永远不会嫌太多。奥里维又好奇又感动地瞧着摇摇不定的微光在孩子的脑海中燃烧。嘿，多古怪的头脑！奥里维没法追踪它思想的线索，它不能做有头有尾的推理，只是急剧地乱奔乱窜；人家跟他说话，他的思想可落在后面：才说过的一句话里不知怎么会浮起一些景象，使他出神；然后他的思想又追上来，一跳跳过了你，从一句极平淡的话，极平淡的思想中掀起整个奇妙的世界，找出一个英雄式的、疯狂的信条。这颗恍恍惚惚而常常会突然惊醒的灵魂，特别倾向于乐天的观念，那是一种幼稚而强烈的需要；无论人家对他说什么，艺术或是科学，他总要加上一个一厢情愿的戏剧式的结局，配合他想入非非的愿望。

奥里维由于好奇心，逢到星期日念几段书给孩子听。他以为写实的亲切的故事可以引起他兴致，便念托尔斯泰的《童年》。孩子却觉得平淡无奇，说道：

“嗯，是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他不懂干吗人家要花那么多精神写些真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