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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02（第2页）

“因为，”奥里维说，“你一向只看见音乐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可是你不能叫我相信像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

“成千累万。”

“那么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行的新潮流，对不对？”

“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么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像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提防……”

“这话我听见过，”克利斯朵夫说，“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地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沙龙说的。你现在可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时行的了。”

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作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格鲁克的粗笨，瓦格纳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做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格鲁克音乐会回来大为气恼：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装，扎些丝带，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猥的气息……可怜的格鲁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们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他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法国艺术家的吗？

“不是的！”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批评家借了我们的名义说的。因为他们老跟着潮流走，就说我们也跟着潮流走。可是我们的不理会批评家，正如批评家的不理会我们一样。这般可笑的家伙居然想来教我们，教我们这批属于古老的法兰西族的法国人，说这个是法国的，那个不是法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的法兰西是只以拉莫——或拉辛——为代表的！仿佛贝多芬、莫扎特、格鲁克，都没到我们家里来过，没跟我们一起坐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分担我们的忧苦，鼓动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敢老实说出我们的思想，那么巴黎批评家所颂扬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对我们倒真是外国人呢。”

“其实，”奥里维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作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作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格鲁克是个了不起的布尔乔亚，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某个法国艺术家，这儿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名，却并不是：虽然他是布尔乔亚出身，但他以我们为羞，否认我们；而我们也否认他。”

奥里维说得很对。克利斯朵夫愈认识法国人，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亚诺夫妇使他想起他亲爱的老许茨：爱好艺术的心那么纯洁，没有我见，没有利害观念。为了纪念许茨，他也就喜欢他们了。

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同时又觉得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之间使两个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尔乃伊神甫与华德莱先生，相识了。

克利斯朵夫时常向两个人借书看，而且用着那种奥里维不以为然的随便态度，把他们的书交换转借给他们。高尔乃伊神甫并不因此生气，他对别人的心灵有种直觉；他看出潜藏在年轻的邻居心中的宗教气息。一部从华德莱先生那边借来，而为三个人以各各不同的理由爱读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们俩偶尔在克利斯朵夫家里碰上了。克利斯朵夫先是怕两位客人彼此会说出不大客气的话。可是相反，他们一见之下竟非常殷勤，谈些没有危险的题目，交换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经验。他们发觉彼此都是仁厚长者，抱着《福音书》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虽然各人都是牢骚满腹，非常灰心。他们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带点儿嘲弄的意味。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契合。他们从来不提到他们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见，也不求相见；但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

以思想的洒脱而论，高尔乃伊神甫并不亚于华德莱。这是克利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对于这种自由的虔诚的思想，慢慢地看出了它的伟大；他觉得这个教士所有的思想，行为，宇宙观都渗透了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没有一点儿骚乱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来说——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样。

他对什么都不否认，对无论哪一种表现生命的力都不否认。在他看来，一切的著作，古代的跟现代的，宗教的跟非宗教的，从摩西到裴德罗[6]，都是确实的，通神的，上帝的语言。《圣经》不过是其中最丰富的一部，有如教会是一群结合在神的身上的最优秀的弟兄；但《圣经》与教会并不把人的精神束缚在一条呆板固定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活的基督。世界的历史只是神的观念不断扩张的历史。犹太庙堂的颠覆，异教社会的崩溃，十字军的失败，鲍尼法斯八世[7]的受辱，伽利略的把陆地放在无垠的太空中间，王权的消灭，教会协定的废止：这一切在某一个时期都曾经把人心弄得彷徨无主。有的人拼命抓着倒下去的东西不肯放手；有的人随便抓了一块木板飘流出去。高尔乃伊神甫只问自己：“人在哪里呢？使他们生存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他相信：“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为了这个缘故对克利斯朵夫很有好感。

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觉得一颗伟大的虔诚的心有如美妙的音乐，在他心中唤起遥远而深沉的回声。凡是天性刚毅的人必有自强不息的能力，也就是生存的本能，挣扎图存的本能，好比把一条倾侧的船划了一桨，恢复它的平衡，使它冲刺出去；——因为有这种自强不息的力量，克利斯朵夫两年来被巴黎的肉欲主义所引起的厌恶与怀疑，反而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非他相信上帝。他始终否认上帝，但心中充满着上帝的精神。高尔乃伊神甫微笑着和他说，他好似他的寄名神（所谓寄名神即圣者克利斯朵夫）一样，生活在上帝身上而自己不知道。

“那么怎么我看不见上帝的呢？”克利斯朵夫问。

“你好似成千累万的人一样：天天看见他而没想到是他；上帝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给所有的人：——对于有些人就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好像对圣·比哀尔在加里莱那样；——对于另一些人，例如对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像对圣·多玛那样用人类的创伤与忧患来显示；——对于你，上帝是在你的理想的尊严中显示……你早晚会把他认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让步，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克利斯朵夫说。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你更自由。”教士安安静静地回答。

可是克利斯朵夫不答应人家把他硬派为基督徒。他天真地热烈地抗辩，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题上这个或那个名字真有什么关系似的。高尔乃伊神甫静静地听着他，带着一种教士所惯有的，人家不容易觉察的讥讽的意味，也抱着极大的慈悲心。他极有耐性，那是从他信仰的习惯来的。教会给他受的考验把他的耐性锻炼过了；虽然非常悲伤，经过很大的苦闷，他的耐性还没受到伤害。被上司压迫，一举一动都受到主教的监视，也被那些自由思想者在旁窥伺，——他们想利用他来做跟他的信心相反的事，——同教的教友与教外的敌人同样的不了解他，排斥他：这种种情形对他当然非常残酷。他不能抗拒，因为应当服从。他也不能真心地服从，因为上司明明是错的。不说固然苦恼，说了而被人曲解也是苦恼。此外，还有你应当负责的别的心灵，你看着他们痛苦，等着你指导他们，援助他们……高尔乃伊神甫为了他们，为了自己而痛苦，可是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那么长久的教会历史中，这些磨难的日子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沉默隐忍的结果使他把自己慢慢地消磨完了：他变得胆小，怕说话，连一点儿极小的活动都担任不了，最后竟入于麻痹状态。他觉得这情形很难过，可并不想振作。这次遇到克利斯朵夫，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邻居的朝气，热诚，对他天真恳挚的关心，有时不免唐突地问话，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克利斯朵夫强迫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队伍。

电机工人奥贝在克利斯朵夫那儿遇到高尔乃伊。他一看见教士，不由得浑身一震，不大能把厌恶的心理藏起去。便是在初见面的刺激过去以后，他跟这个没法下一定义的人在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养的人谈话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反对教会的心情硬压下去了。他对于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之间那种亲热的口吻非常诧异；同样使他惊奇的是看到世界上竟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教士和一个贵族派的革命党：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搅糊涂了。他想来想去也没法把他们归类，因为他是需要把人归了类才能了解的。而要找到一个部门，能把这个读着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勒南的著作，安安静静的，又公平又中肯地谈论这两位作家的教士放进去，的确不容易。关于科学的问题，高尔乃伊神甫的原则是让那些懂得科学而非支配科学的人指导。他尊重权威；但他认为权威和科学不属于一个系统。肉，灵，爱：这是三个不同的系统，是神明的梯子的三个阶级。——当然奥贝体会不到这种精神境界。高尔乃伊神甫声气柔和地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从前看见过的那种法国乡下人：——有个年轻的英国女子向他们问路。她说的是英语，他们不懂。他们跟她说法语，她也不懂。于是他们不胜同情地望着她，摇摇头，一边说一边重新做他们的工作：“真可惜！这姑娘人倒长得挺好看！……”

最初一个时期，奥贝对着教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高雅的举止感到胆小，不敢出声，尽量把他们的谈话吞在肚里。慢慢的，他也插嘴了；因为他很天真地需要听到自己说话。他发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两位很有礼貌地听着，暗中不免有点好笑。奥贝高兴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着，不久更滥用高尔乃伊神甫的无穷尽的耐性。他对他朗诵自己呕尽心血的作品。教士无可奈何地听着，倒也不怎么厌烦：因为他所听的并不是对方说的话而是对方这个人。事后克利斯朵夫说他这样受罪真是可怜，他却回答：“呕！我不是也听别人的一套吗？”

奥贝对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很感激；三个人不管彼此了解与否，居然很相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能这样的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把他们结合了。

克利斯朵夫也拉拢了三个孩子做他的同党，那是哀斯白闲家的两个女孩子和华德莱先生的义女。他已经跟她们做了朋友，看她们那么孤独非常同情。他对她们中间每个人讲着她不认识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她们相见的愿望。她们互相在窗子里做手势，在楼梯上偷偷地交换一言半语。她们渴想交朋友的表示，再加上克利斯朵夫的帮助，居然使双方的家长答应她们在卢森堡公园相会。克利斯朵夫因为计划成功很高兴，在她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看她们：发觉她们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桩快乐事儿。他却是一下子就把她们的窘态给赶跑了，想出玩艺儿来，提议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里头，仿佛只有十岁。公园里散步的人看着这大孩子一边嚷一边跑，被三个小姑娘追着，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她们的父母却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思，不大乐意让卢森堡公园的集会多来几次，——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容易监督孩子。——克利斯朵夫便设法叫住在底层的夏勃朗少校请她们就在屋子下面的花园里玩。

一个碰巧的机会已经使克利斯朵夫和军官有了往来。——碰巧的机会自会找到能够利用它的人。——克利斯朵夫的书桌摆在近窗的地位。有一天，几页乐谱被风吹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克利斯朵夫下楼去捡，照例秃着头，敞开着衣服。他以为只要跟仆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开门的是军官的女儿。他略微愣了一愣，说明来意。她笑了笑，把他带进门去，一同到园子里。他捡齐了纸张，由她送出来的时候，恰好军官从外边回来，好不惊奇的望着这古怪的客人。女儿笑着把他们介绍了。

“啊！原来就是楼上的音乐家？好极了！咱们是同行。”

他说着，握着他的手。两人用一种友善的说笑的口气，谈着他们互相供应的音乐会，就是说克利斯朵夫的琴声和少校的笛声。克利斯朵夫想走了；可是军官留着他，越扯越远谈着音乐问题。突然之间他停下来，说：“来看我的加农。[8]”

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心里想，要他克利斯朵夫来对法国炮队发表意见有什么用。但军官得意洋洋拿给他看的是音乐上的加农，是他费尽心血写成的乐曲，可以从末尾看起，等于一种回文体；或者两人同时看：一个在正面看，一个在反面看。这位少校是多艺学校出身，一向有音乐嗜好；但他所爱于音乐的特别是那些难题；他觉得音乐——有一部分的确如此——是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游戏；他竭力想出并且解决音乐结构上的谜，都是愈来愈古怪，愈来愈无用的玩艺。他服务军中的时代，当然无暇培养这个癖好；但自从退休之后，他全部的热情都放在这方面了；他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于当年在非洲大沙漠中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们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谜很好玩，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军官欢喜极了；他们互相比赛巧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搞出了一大堆音乐谜。两人直玩得尽兴之后，克利斯朵夫才上楼。可是第二天清早，邻居已经送来一个新的难题，那是他费了半夜的工夫想出来的；克利斯朵夫拿来解答了。两人这样的继续比赛，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厌倦之极而认输了方始罢休：这一下，军官可乐死了。他认为这个胜利等于把德国打败了。他请克利斯朵夫去吃饭。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说他的音乐作品恶劣之至，而一听他在风琴上呜呜地奏着海顿的行板，又高声嚷着说受不了。克利斯朵夫这种率直的态度居然博得了夏勃朗的欢心。从此他们常常在一块儿谈天，但不再提到音乐了。克利斯朵夫对于这方面的废话完全不感兴趣，宁可把话题转到军队方面。那正是军官求之不得的。音乐对这个可怜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遣；他心里其实非常苦闷。

于是他娓娓不倦的叙述出征非洲的经过。伟大的事迹，可以和比查尔跟高丹士（比查尔与高丹士均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冒险家：前者征服秘鲁，后者征服墨西哥）的故事媲美。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地听着这篇奇妙而野蛮的史诗，不但在他是闻所未闻，便是在法国也差不多没人知道：二十年中间，少数的法国征略者在黑色的大陆上，被黑人的军队包围着，连最简单的行动工具都没有，他们消耗了多少英勇的精神，巧妙而大胆的行动，超人的毅力，跟胆怯的舆论和政府奋斗，违反了法国的志愿替法国征服了一片比它本身更广大的疆土。这件行动里头有一阵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味道，让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面貌。他们生在今日的法国不但是出人意料，并且也是今日的法国羞于承认的：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关系，特意把一重帷幕盖在他们身上。少校提高着嗓子讲到这些往事，兴高采烈地叙述大规模的围剿，以人为目标的行猎：在那个没有侥幸可图的国土里，他时而追逐土人，时而被土人追逐。他还在悲壮的故事中穿插一些有关地质的描写。克利斯朵夫听着他，望着他，眼看这样的壮士放弃了活动，成日搞着些可笑的玩艺儿，觉得非常同情，心里想他怎么能过这种日子。他提出这一点问他。少校先是不大愿意向一个外国人解释心里的怨恨。但法国人大半是多嘴的，尤其在责备别人的时候：

“像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叫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搞着文学。当步兵的搞着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嘿！……谈天说地，废话连篇，那可不是我的事。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卡农！”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急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愤。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那个殖民地部队，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法国陆军中的殖民地部队，主要是招募壮丁编成的，因普通人都不愿意到国外去当兵。）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就兵士，就像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见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

她名字叫赛丽纳。细腻的头发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气很聪明，没有一点儿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颗小痣；沉静的笑容使她有点儿虚肿的下嘴唇怪可爱地往前突着。她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儿好奇心都没有。她很少看书，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那是当年旅行太多的父亲讨厌的，——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那是父亲批评得一文不值的，——绝对不想研究什么，——父亲嘲笑那些博学的女子，——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像口大井般的园子。她并不怎么烦闷，尽量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活活地忍受她的命运。在她身上和她周围的气氛中间（女人到处都会无意识的创造自己的气氛），颇有夏尔丹画上的气息。那是一种和暖的静寂的境界，是面貌与态度之间的安详，迷迷糊糊地关切着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诗意，对于每天按时按刻地思想与举动，始终那么深切爱好；——还有布尔乔亚的那种平凡的恬静，奉公守法，诚实不欺，安静地工作，安静地娱乐，可是照旧富有诗意。大方、健全、清白、纯洁，像面包，像香草；一派正直与善良。人物的和平，旧屋的和平，笑盈盈的心灵的和平……

克利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她的信赖，做了她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她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某些问题；她对他说了许多对谁也没说过的事。

“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克利斯朵夫跟她解释，“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你多好！”她笑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