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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信仰的寄托（第1页）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信仰的寄托》

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374]，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375]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经花白。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划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错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需的美丽的辞句，可绝不是要把它适合实际的！……至于我，只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

他开始以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把莫斯科的惨状照他在参观穷人区域与夜间栖留所里所见的情形描写下来。[376]他确信，这不复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样，可以用金钱来拯救这些不幸者的，因为他们多少受着都市的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求灾祸的由来。一层进一层，渐渐地发现了连锁似的负责者。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堕落。[377]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共谋犯……这一切罪恶的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服务。[378]

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时种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诫条。[379]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的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决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适应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的团结。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380]。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与谎言对抗着。

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辞时不得不请求宽恕：

“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辞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础。”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着她的丈夫：

“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她想他是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

疾病并不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作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平最困苦的一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