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章足迹遍天下享誉海内外晋商的花样年华（第2页）

清朝中后期，社会矛盾冲突极为激烈，如果缺少清政府和大清官员的支持，山西商人想做汇通天下的买卖是不可能的，山西商人深谙此理，交好社会贤达，巴结达官显贵是他们应酬的主要内容，也成了他们每人的必修课。

马应彪是山西榆次城内人，自幼受兄长经商的影响，进入太谷协成乾票号当伙计。他聪明肯干，尤擅应酬，被委任广东分号经理后，与当地官员打得火热，不仅普通衙门胥吏对他极为恭敬，就连广东地方最高官长，也与马应彪过从甚密。有一次，马应彪在街头遇到与其素有交往的当地商人马阿相，见他神情沮丧绝望，便关切地询问缘由。原来，平日安分守己的马阿相被诬谄杀人，一家五口被官府关押。马阿相束手无策，只好坐以待毙。了解情况后马应彪很快拜访了广州巡抚，希望衙门暂缓对此案的最后发落，继续迫拿真凶。不久，凶手果然被拿获，马阿相一家重获团聚。如果没有山西商人的介入，马阿相可能冤沉海底了，由此可见山西票商对社会影响力之大。

日升昌票号分庄经理邱泰基也是善于与官吏交际的票商。邱泰基是平遥城内人，自幼非常聪明，且仪表不俗，进入日升昌票号后很快就得到了提拔。在他任开封分庄经理时，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人物，他巧言令辞，非常精于应酬之道，不仅与一般社会名流亲密无间，后来竟与开封的抚台、藩台八拜结交，称兄道弟，这对于一个普通商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给日升昌票号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开封分号成为当地衙门和各级官吏的金库。邱泰基对他取得的“业绩”得意忘形，甚至也坐起了只有朝廷官员才能乘坐的四抬大轿。一次，邱泰基坐着四抬大轿回平遥总号。进人县境之后，驿站的兵卒以为官差路过，连忙飞报平遥县知县。知县闻讯，忙不迭地带领众衙役出城门迎接，走近方知原来是日升昌票号的邱老板，双方未免有些尴尬。当时日升昌票号的总经理是张兴邦，得知此事后，为给知县挽回面子，在日升昌总号内大摆筵席，犒劳知县与衙门僚属。

这种事情在邱泰基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也没有引以为戒。邱泰基后来又被委任西安分号经理，依然招摇过市，大讲派头。外出之时，他不仅坐绿围四抬大轿，而且还有仪仗为其开道。不料一天正撞上长安县知县。当知县得知轿中人乃是山西票商时，不免怒从心头起，立刻命手下将邱泰基拿下，带回衙门治罪。但当陕西抚台得知此事后，马上命人将邱泰基请进客厅，待为上客，毫无怪罪之意。这正应了晋中地区流传的一句民谚：“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其实一点也不足为怪，“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时朝廷命官也得求助于腰缠万贯的票商。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赔款二亿多两白银，使清政府一时国库空虚，大举向外国银行借款，无奈外国银行趁火打劫，百般刁难，清政府最终决定发行内债，这就是所谓“昭信股票”。在商民无人认购的情况下，朝廷只好按省分摊。各省大员又只得借助于名誉颇佳的山西票商。邱泰基表现得很积极，负责筹集到40万两白银，让陕西巡抚等大喜过望，到处吹嘘邱泰基的出众才干。既然邱泰基为官员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官员们自然在各方面给予他特权和方便。难怪他出入衙门如同自家一般。

票号号规本严禁职员奢侈，但为了交结官僚、开通财源，各大票号的老板竟也不惜违反号规。像邱泰基这样善于交际，能与各级官吏建立起密切关系的经理在山西各大票号中大有人在。票号兴盛之时，各大票号分庄经理往往成为当地商界的领袖人物。被利益驱使，法令严谨的号规也只有任其破坏了。严慎修《晋商盛衰记》曾载：

昔有某君（即邱泰基），为某票庄分号老板，聪明干练，优雅宜人，到处官场往来，大有饮醇自醉之风。惟天性豪爽，不吝小费，起居衣食，亦备极讲究。忌之者以奢侈说于总号长。号长曰：“某之奢，非奢也，其意实为号事计耳。盖不如此，则交游不广，官路不通而利微矣。如伊之奢，又有何害也，请退勿言。”闻者皆谓号长知人而善任。而票庄老板，各号中如此人者，尚多多也。

论起与清廷上层大员的关系，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高钰有一番很不一般的经历。高钰是山西祁县子洪镇人，他在大德通票号服务将近半个世纪。高钰在任京师分庄经理时，与当时有名的大官僚赵尔巽关系非同一般。赵尔巽私人积蓄大部分存在大德通票号中。这还不算，赵尔巽调任四川巡抚，高钰也前往四川分号任主持，赵尔巽转任东三省，高钰也随之到东北分庄任经理。

由于高钰认识大批清廷显贵，在其周围已形成了严密的关系网，慈禧和光绪西逃到达太原后不久，时任大德通票号总经理的高钰就收到内阁学士桂春的一封信，信中说：

日前握别，想旋里迪吉为祝，銮舆定于初八日（即1900年10月8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阁，即侯内安，拟到时趋叩不尽。

高钰花费大量精力与财力结交官员就是为了获取常人得不到的东西。接到这封信他兴奋异常，急忙找祁县知县商量，而这位县太爷却还蒙在鼓里，一时惊慌失措，匆匆准备迎接圣驾。大德通总号房屋宽敞，整洁明亮，即在此设置临时行宫。慈禧、光绪到祁县后，就在大德通总号内安歇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就急忙向西安方向急行而去。虽然慈禧、光绪等人只在大德通小住一夜，而这真龙天子和太后的恩幸却使山西票商兴奋不已，大德通票号从此名声大噪。

不仅大德通如此，其它山西票号也一样，协同庆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清大臣张之洞未发达前，想谋取更高职位，送礼打通军机大臣和掌握实权的宦官。到京后的第二天，便坐轿拜访票号日升昌。寒喧后即开口借银十万两。日升昌老板想：不借给吧，张是官场上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万一他日后真谋得大官，岂不是赶走了财神爷？借给吧，如果谋不得大官，如何还得起这笔钱？因此说话吞吞吐吐，没爽利答复。张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辞而去。日升昌邻近还有几家票号，张为了颜面，没有进去，却绕到另一个胡同，到协同庆票号。协同庆老板很机灵，张拜访日升昌时，已暗中派人探听消息，得知日升昌没有借给张，即想出了巧妙的方法。张之洞来到协同庆，这位老板亲自出迎，十分恭敬，满口应许，并说：“十万两银子算什么，但大人不会一下都用，最好立一取银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老板这样说，有自己的打算，因他宫廷有耳目，如果张花上三、五万，皇帝确有委派的心愿，那么比十万再多也借给；如果花上三、五万，宫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不愿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继续借与张了。张闻言，很满意，立了一个取银摺子走了。银子没有借到三万两，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

张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各票号都到张的住所贺喜。协同庆老板抢先赶到，似开玩笑地说：“当日大人到京时，日升昌看大人连十万银子都不值，小看大人甚。而小号则由大人随便取用。那时是大人用小号之处，现在大人高升了，小号可要沾大人的光了。”张之洞不谈报答，反问：“你们两广有庄没有？”协同庆老板答道：“没有。”张即嘱咐道：“你们派两人随我到广东，今后两广的财粮国税，完全由你一家经手解交。”这时，各票号贺喜的都到了，张均挡住不见，据说协同庆就因结交了张之洞，三、四年间就赚了百十万两银子。

在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长期的密切来往中，各大票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找到了自己较固定的靠山。如大德通交好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票号交好岑春煊；志诚信票号与广东海关监督官员关系甚密。这里面最有势力还要数日升昌。日升昌票号与广东海关打得火热，广东海关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交票号汇兑。日升昌与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显贵关系也非同一般。由于生意上的联系，票商经常与户部库吏打交道，因此票商为经营顺达，要时常贿赂管事人员，自库兵到郎中，都得送到。每逢年关时节自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每日派出两三辆轿车拉上红包送礼。送礼名单上，不仅有管事，而且还有老妈子。

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没有票号的帮助是难于成功的。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必须有票号予以运筹。同治年间，左宗棠降服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陕甘总兵，后升提督，军饷调拨频繁需要有人经办，遂通过朋友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营汇存董福样军队军饷，蔚丰厚票号积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达十几万两。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赃款10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1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有名的光绪八年（1882）“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在捐职监生、天顺祥票号经理王敬臣和捐职布政使理问、平遥乾盛亨票号经理阎时灿的积极帮助下，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会潘英章通过办理云南报销，由昆明汇京白银18万5千两，以8万两贿赂户部、工部官员十六人，其中包括太常寺卿、御史、户部云南司主稿、掌印、主事、书吏和工部书吏等等，打通关节，崔、潘二人除在京购买奇珍异宝及挥霍浪费之外，还有部分银两又汇回原籍藏人私囊。

4．百业俱全，享誉海内外

明中叶以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就生产关系来说，是封建生产方式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缓慢发展的时期。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缓慢发展，使商品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直至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高度，或者说是一个活跃期。山西商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享誉海内外的。

山西商人能享誉海内外，除了其“足迹遍天下”的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晋商经营行业广泛，某些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经营行业广泛而且一些行业为其垄断，使其信誉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商帮。

在当时，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铁器、铜器、陶器和粮食、食油、盐、茶、棉布、丝绸、烟酒、纸张、皮货、颜料、煤炭、药材、干鲜果、酱菜等商品山西商人无所不经营。山西商人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长途贩运者和销售者，容工商业为一体。山西盛产各种铁器，从开矿、冶炼、打造、销售提供全程服务。铁货散布全国，造锅、造船所用铁钉名扬海内。临汾、襄陵一带的麻纸制造业，既供民用，又供应官府，并曾作为咸丰宝钞的用纸。曲沃县盛产烟草，制造旱烟的烟坊数十家，旱烟行销京城、内外蒙古和俄罗斯，而在京城的河东烟店就有500多家。山西酿酒有着悠久的历史，山西商人把生产技术传播到我国北方各地，像东北三省和直隶省的酒坊（东北称烧锅），绝大多数为山西人开设。平遥县的颜料商人在平遥和京城设有颜料加工工场，由明及清一直操纵或垄断着京城的颜料和桐油市场。山西不产茶叶，而商人除到各茶区贩运茶货外，还在湖北蒲圻、湖南临湘一带设置茶场制茶，产品行销我国北方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正因为山西人经营的工商行业广泛，并注重商品质量，所以，其产品可以名扬各地，而且在各市场上保留下一批名牌名店：汾酒、龟灵集、定坤丹以及京城的六必居酱菜店、都一处饭馆、万全堂药店、洪吉纸号等等。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金融业只有古老的典当铺。明中叶以后，虽兴起了钱铺和银号，但因它们是从事货币兑换和铸造银元宝的行业，仍属于商业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直至19世纪50年代以前也不是金融业。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是山西商人从明末到清前期依据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先后创办了印局（放印子钱）、账局和票号等新的金融业。直至19世纪末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之前的300年间，中国居民生活资金的调节和工商业资本融通和划拨，可以说基本是由山西商人控制的。也正因为山西商人执掌着中国金融之牛耳，因而名声更盛于以前，从而山西人会经营、善理财的说法传遍九州。

总之，由于山西商人足迹遍天下，经营的行业十分广泛，又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劲旅，享誉海内外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山西商人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显赫地位和作用，深为外国人所称道。19世纪60年代，在华英国人把票号比做英国的银行，认为其作用与英国银行一样。20世纪初，驻华日本各领事在市场调查中，把晋商比做日本的近江商人。日本人岩崎继生在《大同风土纪》一书中又说：“山西商人，有着原来近江商人那样的对于商道的机敏和毅力……其商业组织与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也是单独经营的与共同经营的两种。单独经营的，与日本的情形相似；共同经营者，有财东（资本家）和掌柜的（管理营业）之分。商店的一切营业，全部委托掌柜的经管。在店里适当地配置有小掌柜的、伙计（店员）等等。而这些人相互之间通过连锁关系，保持着一种团结局面，以便实现维护商业利益，防止同业间的竞争，在采购及销售方面相互扶助，处理纠纷等项目。乍一看，同其他的一般中国商人并无任何不同之处，然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资本流通等方面，其经营手段是十分巧妙的。”德国人李希霍汾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5．号规严谨，称霸商界

晋商之所以能称霸商界长达二百余年就在其制定的票号规则极严密，杜绝了票号中人可能会造成的疏漏与损害，也尽可能地堵塞了诈骗活动的发生，把经营纳入了一个严谨规范的轨道。

用“疏而不漏”来形容票号号规极其恰当，票号中有“上下班”的说法，伙计被派往分号是谓“上班”，回总号是谓“下班”，班期一般定为三年，后减为二年半，其间无特殊原因禁止私自回家。为防止伙计利用“上下班”机会营私舞弊挟私，号规规定上班伙计临行时必须将自身随身所带衣物交总号人员检查登记。下班之时，不能私自先回家，而必须先在总号报到，核实所携带衣物有无出入。如有差错不符之处，即按违反号劫处理。另外，分号伙计如要往家中汇款或寄物，必须经过总号转手，不准私自汇寄家中，以防有挟私犯科之嫌。

下面特举光绪十年（1884）大德通票号号规部分内容为例：

（1）在各分号互相之间，规定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2）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是大犯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3）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以和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

（4）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犯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号。游猖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行禁之。

由此可见，号规的严谨、细致确是到了极处，更令人叹服的是票号中人无论上下都必须遵守号规。

张石麟是“蔚字五联号”中蔚泰厚票号的业绩卓著的分庄经理，他在担任福建分号经理时，交游甚广，在当地商界官场中风头极足，生意因而也相当兴隆，前后获利达60多万两，名列各分号前茅。但他在交际场合中，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了赌博的恶习，而且积重难返，成为赌场上的常客，不免影响了业务的开拓。有一年张石麟因丧母回家，总经理毛鸿瀚当面严厉斥责他违反了号规，沾染赌习，理应出号，张石麟当即提出要按其顶身股份额将他为票号营利部分给他。毛鸿瀚爽快答允，张石麟就此负气出号。因违规而将商界精英“炒鱿鱼”，在票号界并不乏其例，由此可见山西票号业管理之严格。

由于19世纪后期鸦片在山西泛滥，不少票号中人也沾染此习，因此光绪十年（1884年）大德通票号号规特别指出：“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犯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

票号中人都能严格遵循这些规则。伙计与经理在号规面前，一视同仁，谨守号规者受奖赏，违反号规者受处罚。百川通票号长沙分庄经理范明杰是平遥城内人，自幼因家贫进入票号，勤勉苦干，很快得到提升，在作了长沙分号经理后，收入自然丰厚得多，但此后范明杰就变得异常喜欢挥霍，生活服饰上相当讲究。在夏天，他买的昂贵的丝绸衣衫不下几十件，而且日换一件。这种挥霍奢侈的作风，为同行人等所指责。总号知道后，立即作出罚其半年俸银的决定，谁知他仍不思悔改。不久之后，总号又给予他罚俸的处理，他才有所收敛。

当然也有些特例。张振绪是平遥城内人，进入蔚丰厚就业后，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深得总号经理的赏识。他在20多年的票号生涯中，四处飘泊，成绩卓然，但也因此而骄傲自满，放纵不羁。在汉口分号时，张振绪的同仁范某私纳一小妾，这是违反号规之事，范某在“下班”之时，自然不敢带小妾回平遥，让总号人员得知左思右想难之后，他就把这一小妾让给了张振绪，张振绪欣喜万分，正值两情相悦之时，张振绪要下班回平遥了。张振绪虽知号规难犯，但仍带着几分侥幸心理回到了平遥。然而不出票号同仁所料，蔚丰厚总号股东与经理得知此事后，立即开除张振绪出号。与张振绪共事多载的朋友们都十分惋惜，但也无可奈何。

张振绪出号不久，新疆地区发生事变，大量清军被派往这一地区，驻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将军是董福祥。蔚丰厚票号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董福祥军中大量饷银无处存放，十分不便，如有票号前去接洽，获利将十分可观。但这一地区情况复杂，形势也特别动**不安，寻找合适的人选十分困难。

当时总号经理范凝晋想到了张振绪。张振绪精明强干，为人心细，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范经理就向东家推荐，东家十分为难：“张振绪已被开除出号了，票号怎能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呢？”范凝晋道：“张振绪违反号规，被开除是合情合理。但现在号中有事，如果他能同意到迪化去开设分庄，将功赎罪，咱们就有理由许他返号了。”东家看到别无良策，只好答应。张振绪出号之后，闲居在家，百无聊赖，不想范经理亲自上门相邀，自然感激涕零，立刻答应愿去迪化效力。山西到新缰之间交通非常不便，正值兵荒马乱之时，到迪化设庄谈何容易！张振绪已过知天命的年纪，抱定一去不复返的念头，从家中带上准备好的寿衣，其大智大勇之神状溢于言表。经过半年的旅途奔波，张振绪到了迪化。没想到票号生意开展的相当顺利，盈利可观，张振绪主持迪化分庄达六年之久，当下班回到平遥时，他携带不少贵重的衣物。按号规，总号要检查核实，范凝晋连忙阻拦，说道：“张经理劳苦功高，如果谁能像他一样竭尽心力于号事；我们同样也不再检查他的行装。”由此，山西票商既知人善任，又严守号规的精神一览无遗。

总之，相当严密且有些苛刻的山西票号号规为票号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保证了票号内部的秩序以及生意的顺利进行，山西票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票号号规的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