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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剿抚并行收复台湾（第2页）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已经退居台湾的郑经发现有机可乘，于是，他派船队集结于澎湖，准备兵变。第二年三月，耿精忠叛变，在他的邀请下，郑经开始攻打厦门。当时，清军的主力在与吴三桂的战场上，耿精忠又在攻打江浙，郑经趁机占领了闽海、粤东沿海部分地区，包括漳州、泉州、汀州、兴化、邵武等地和潮州、惠州、广州的一部分州县。其实，郑经的本意并不是和三藩合作，而是想借此机会拿回自己从前在闽粤的据地，而这两个地方，原来在耿精忠和尚之信的控制之下，且他们的矛盾也在逐渐激化。

面对此种情况，康熙并没有兼顾两个战场，而是将主力放到了对付三藩上，对于郑经，他采取的是暂时搁置的策略。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康亲王杰书亲率大军从浙江出发攻打福建，此时的耿精忠被南面的郑经牵制，无法抵抗，被迫向清朝投诚，并且当了马前卒，转而矛头对准了郑经，如此，郑经开始遭到双面势力的攻击。

两月后，郑经在邵武、乌龙江战场失败，广东全省丢失，他不得不缩短战线，退到汀州，第二年春，兴化、漳州、泉州也被清军拿下，此时的郑军不得不退守到厦门、金门岛屿。

此事，清军和吴三桂的队伍之间打得正如火如荼，清军无暇顾及台湾，康熙决定趁势劝降，于是，他派杰书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希望郑经能在败北的情况下与清廷坐下来和谈，但郑经坚持自己的谈判条件——不剃发、不上岸。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再次作出重大让步。只要郑经归顺，答应郑氏在闽粤沿海“拥兵东归，世守边土”，可以考虑对郑氏按朝鲜事例处理。郑经又提出“资以粮饷”等苛刻条件，致使和谈破裂。

康熙郑重承诺：“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据此可见，凡此种种，康熙皆以最大诚意招抚，而郑经则每每借口托词，其实质正是“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即“台独”。这也正是康熙皇帝、清朝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断然不能答应的。康熙皇帝的底线——不允许台湾以任何形式独立。

康熙十七年（1678年）农历二月，郑经突发派手下大将刘国轩突袭漳州，清军在无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迎战，接连战败，郑军乘胜攻克同安、海澄，之后派遣一部分兵力北上，剩下一部分据守漳州。

康熙认为漳州失守罪在福建总督朗廷，他指挥不力，在康亲王杰书的推荐下，福建布政使姚启圣走马上任。他在上任后不久，就提出破敌妙计，并且给康熙写了奏折，康熙看后，大为赞赏。这是因为姚启圣秉持的康熙的原则——一面扭转战局，另一面继续派人到厦门招抚郑经。为了扩充兵力，他大力整顿充实绿营兵，革除各种兵役，且招兵买马，加强军力，做好万一和谈不成需再战斗的准备。政治上，他首先稳定民心，帮助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同时，姚启圣改变了朗廷怀疑闽人与郑氏勾结的做法，且在民间广贴告示，不许挟嫌陷害，告示一贴出，便深得民心，这为后来成功收复台湾打下了基础。在康熙的安排下，姚启圣注重策反和招抚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首先，姚启圣下令保护沿海与郑军有乡邻亲戚关系的人，且广贴告示，消除了郑氏官兵的后顾之忧。

其次，姚启圣在漳州设置了“修来馆”专门负责招降郑经大军。专门招抚郑氏官兵，凡来投诚者一律发给银牌以示奖赏。有官职的上报吏部以原职起用，有逃走再来冒领奖赏者也不追究。

命令发出后，投降的士兵纷至沓来。两年内，共招抚明郑官员5153名，士兵35677名，或就地入伍御敌，或随行征剿，推心置腹不疑，异于郎廷之怀疑闽人而不敢用。1679年初，五镇大将廖瑞、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都各自带领所属官兵来归，文武官员一共374人。不久，纪朝佐、杨廷彩、黄柏、吴定芳、郑奇烈、陈士恺也相继投诚，后又有水师五镇蔡中调、征夷将军江机、杨一豹子等人率部下十余万人投诚。

与此同时，他还在郑军内部散播郑军即将投诚的假消息，并且离间郑军内部的一些部将，给他们送礼物，让他们互相猜忌，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姚启圣的这些招抚政策得到了康熙的大力支持，海澄公黄芳泰原驻漳州，后到汀州，在这两个地方颇有势力和威望，因黄芳度与其家属被郑军杀害，郑军的将士不敢来漳州投诚，为此，姚启圣奏疏康熙，希望能让海澄公黄芳泰出汀州，康熙准奏，让黄芳泰携其家眷回到京师。

在姚启圣的一系列措施下，清军收复台湾的实力得到了扩充，稳定了军心，敌对势力也被大幅削弱，这为后期成功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熙命姚启圣连续给郑经写信，对其进行招抚，姚启圣按照康熙的旨意，在信中对郑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且言辞恳切，经过一再争取，郑经也开始逐渐妥协了。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亲王杰书派苏埕再赴厦门，让其与郑经谈判，并承诺郑经曾提出的按照“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郑经看到清廷做出了牺牲，也十分愿意投诚，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冯锡范的阻挠，此事告吹。

这是因为在清廷内部，对台湾郑氏一直存在招抚和攻打两种主张。主张攻打派主要是施琅。

施琅，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今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人，祖籍河南固始，明末清初军事家，清朝初期重要将领。

施琅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成功手下曾德一度得罪了施琅，施琅借故杀曾德而得罪了郑成功，郑成功诛杀了施琅父亲与兄弟。由于亲人被郑成功杀害的大恨，施琅再次降清。施琅投降清朝后，被任命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采纳了李光地的意见，授施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积极进行攻讨台湾的部署准备。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决定攻台，命施琅与福建总督姚启圣一起进取澎湖、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指挥清军水师先行在澎湖海战对台湾水师获得大胜。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留台湾、守卫台湾。因功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

施琅向康熙上了一道《尽陈所见疏》，在里面陈述了如何用武力收复台湾的方法——武力与安抚并用，但侧重点在前者，但也提出无论哪种方法，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敌顺则抚，敌逆则剿，既然朝廷三番四次安抚都没起到决定性效果，那么，就应该采取武力镇压。

可惜的是，康熙当时还处于四大臣辅政时期，尤其是鳌拜专权，对施琅送去的奏章非但不理，还直接解除了他的兵权，让其留在京师，任内大臣，这其实只是一个闲职。此时的康熙认识到，一直招抚无果，那么收复台湾就不能放弃武力，因此，他决定有必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

康熙十八年（1679年）八月，康熙下令重建福建水师，调镇江将军王之鼎为水师提督，四月，康熙以在洞庭湖大败吴三桂水军的方正色为提督，从江南、浙江挑选百艘战船编入福建水师队伍，这样，一只足以和郑经水军相抗衡的海上军队就建成了。

水师的建成，果然发挥到了作用。第二年二月，清军分水路和陆路两路进行攻打，势如破竹，郑经慌乱逃回台湾，郑军三百艘战船归降。

经过八年之久的金厦拉锯战，郑经的势力在各方面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而清军重建水师后，锻炼了海战的能力，统一的条件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