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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典故（第2页）

面对当时的社会实际，墨家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尚贤是要求做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就是说出身低贱的人只要有才能，封建君主也应擢用他们，以此来反对贵族的世官制。墨家又提倡节用来反对当时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以“去无用之费”。又提出非乐、节葬来反对贵族久丧厚葬和对钟鼓之乐的沉溺。墨家竭力宣扬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阶级社会中不可能不分阶级而兼相爱，这只是一种空想。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家提出非攻以反对当时以强欺弱的残酷战争。

墨家尊天事鬼，相信天有意志，能降祸福于人，认为君主如违背兼爱、非攻或节用、尚贤，就将受到天和鬼神的谴罚，反之，则能受到福佑。墨家想假借迷信作为实现他们政治理想的一种工具，但实际上，天志、明鬼对封建主起不到约束的作用，反而为他们提供了欺骗人民的工具。墨家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愿望，既有反对贵族特权的进步思想，又有阶级调和的幻想和对天鬼的迷信，其改造社会的方案暴露了小生产者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墨家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显学”。

庄子和道家思想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名周，宋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前286年之间，出身于没落贵族，曾作过“漆园吏”，生活困苦，有时以打草鞋为业。他消极避世，隐居从事著述，著有《庄子》一书，共33篇。后人把老子和庄子合称“老庄”。

庄子认为“道”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是一种超感觉的精神性的东西，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本源。又认为人通过修养可得“道”，得了“道”，就进入“真人境地”，可以解脱人生的苦恼、烦闷、无聊，以至生死。显然，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

庄子像

把世间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从不同的角度、标准去衡量事物，那么有时就可以把大小、寿夭颠倒过来。他又说儒墨两家各以对方所是为非，所非为是，最后争辩不出一个结果。在庄子看来，认识事物的客观是非标准是没有的，他在认识论上必然走向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也被运用到人生和处世这方面。庄子要求人们对于诸如寿夭、生死、祸福等现象不必计较。根据相对主义，人们判断社会政治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是没有的。庄子认为讨论尧和桀的是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庄子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要“安时而处顺”，“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斗争是无必要的，一切都顺从命运、安于现状就可以了。这充分反映了没落阶级的悲观失望的精神状态。但庄子却极端反对富贵利禄，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不公平现象。由于老庄思想适应了一部分失意人士的心境，因而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孟子、荀子和战国儒家思想

儒学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主性善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义、礼、智这四知品质是先天固有的。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使这些品质扩而大之，以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孟子这种唯心主义理论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又导引出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恢复井田，二是“省刑罚薄赋敛”，三是行“王道”，即行先王以德行仁的治国方略，反对霸道。

与此相应，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思想。他认为统治者得天下，是“得其民，得其心”，而不是靠武力得天下。

孟子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其中有些思想和主张在限制统治阶级过分剥削和压迫人民方面也起过一些作用。有些言论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是应当肯定和发扬的。

孟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孟子被尊为“亚圣”，儒家学说则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像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的学识异常渊博。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他曾在齐的稷下讲过学，并取得稷下首领的地位。荀子是战国末儒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荀子像

荀子主张“礼治”，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但他的礼治，同孔孟所讲的礼有很大的不同。他主张“礼法兼用”，既隆礼又重法。在“礼”与“法”的关系上，认为礼是用来维护“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的封建等级制度的，而法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提供合法的法律依据。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他要求统治者“爱民”，主张“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又进一步论述君主和人民关系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提出“法后王”，即注重现实的进步的历史观。在学习上提倡“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并认为后来者可以居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

韩非和法家思想

战国时各地主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封建统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统治理论，法家思想应运而生。法家思想主要特征是以法治国，一切断于法，执法上主张赏罚严明，提倡耕战，强化君主专制，主张中央集权等等。战国时期法家人物较多，前期法家主要代表是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是韩非、李斯。他们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一书。

韩非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发展变化的。他说从上古的有巢氏、燧人氏到夏禹，人的物质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如果有人在夏禹时再去钻木取火，构木为巢，那就势必被鲧、禹所讥笑。同样道理，今天若有人还想颂扬尧、舜、汤、武，那也必定被今天的君主耻笑。所以他认为应该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订政策，即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说：“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因此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法治和暴力。

韩非子像

韩非主张“法治”，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而实行君主专制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关键。为此，他认为君主必须掌握“法”“术”“势”这三种“帝王工具”。所谓“法”是指君主制定的成文法令；“术”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权术，“术者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势”是指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有“法”无“术”，会削弱君主的权力；有“术”无“法”，则不能稳定君主的权。但“法”和“术”都必须以“势”为前提，而三者又都是“以法为本”的。所以他认为法律要向全国公布，臣民必须严格遵守，并强调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巩固封建统治。

韩非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他学派

名家是研究名实问题的学派。名实问题，就是概念与事物的关系问题。春秋战国是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新旧事物交替，出现了名实不符的情况。名家提出要根据新的“实”来慎重地重新定名，这实际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肯定社会变革的要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孙龙。

惠施又称惠子，战国中期宋人。他主张合同异，认为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极，如今和昔、大和小、生和死等，它们都有共同之处，又各自有其特性，即所谓“万物毕同毕异”。这个观点包含有辩证的因素。但他依据同异的相对性，又得出了万物完全相同（毕同）的结论。这又陷入了相对主义的错误。

公孙龙，赵国人，其著作有《公孙龙子》，他写的《白马论》提出了“白马非马”的命题，“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故曰白马非马”。其中包括了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因素。但他只看到个别与一般的差别，并将这种差异绝对化，从而得出“白马非马”的错误结论，陷入了诡辩论。

战国末以齐国人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对后世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邹衍把具有朴素唯物思想的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把阴阳消长与五行相胜配合，提出五德始终说，认为土、木、金、火、水五行就是五德，历史上每个朝代代表一德，按五行相胜次序互相更替，周而复始。而主宰历史循环的则是人格神天。这一循环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后来两汉谶纬神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

兵家是专门研究军事学说的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孙膑，另外还有吴起、司马穰苴、魏无忌等。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的后代。齐威王时任军师，著有《孙膑兵法》，后世失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此书。已整理出版的《孙膑兵法》，共30篇，11000多字。孙膑主张用战争手段解决统一问题。他强调进攻战略，但又注重战术的灵活，并主张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等。《孙膑兵法》是一部杰出的古代兵书。

农家，创始者是许行，他主张人人劳动，自食其力，国君也要“与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这是朴素的农民思想反映。

《太极图》（阴阳鱼）

战国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局面的来临，又出现了杂家。秦相吕不韦在秦王政八年令门人辑成《吕氏春秋》一书，公布于众。这部书力图综合先秦诸子，被称为杂家，对各家兼收并蓄，主要是对儒家、道家采取尽量吸收的态度。这部书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对后世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