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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下江南（第1页）

八下江南

李自成退守西安时，多尔衮为了全力歼灭李自成，还肯与南明政权假意勾搭，以免两面树敌。待李自成逃出西安，难成气候，不足以成为大清的主力敌人后，多尔衮立马对南明开战，派遣多铎马不停蹄，越过长江去。

雄心大志的多尔衮，以小搏大，虽然汉人多、满洲军民少，但他胸中自有百万兵马，他一人就可抵精锐百万。他张开双臂，要怀抱华夏。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也是这样。

多尔衮是犁平乱世的枭雄，是大英雄，也是刽子手，还是军事家、政治家。

在派遣阿济格大军追歼李自成残余军队的同时，多尔衮还要分出精力安排力量剿抚中原各地多股抗清武装。他虽注重南京弘光政权，因为南明毕竟控制着数十万水陆兵马，但多尔衮心里有数，李自成的部队最有战斗力，南明的官军貌似人多势众，其实就是个挥舞不动刀枪的大胖子，还是虚胖，外强中干，早被大清八旗军威吓酥骨了，他们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放马江南，指日可待。而且南明势力虽然暂据半壁河山，但弘光帝朱由崧只是个摆设，掌军实权不在他手里，各地军阀，各自为政，一盘散沙，是一群群跑散的羊，头羊弘光帝有名无实，当不起大事。

果然，弘光政权被多尔衮看穿了:弘光帝朱由崧本是纨绔子弟，一路逃难到南京后，捡了个危如累卵的政权的皇帝当，因此一心想要享皇帝之乐，垂死挣扎地来玩乐，活一天，乐一天，根本不懂如何治理朝政。其实，就连殚精竭虑一心要中兴祖宗家业的崇祯皇帝也不能成功，明朝腐朽糟烂透底了，大势所趋，谁也匡扶不起来了。朱由崧无才无德，整日不理朝政，他想管也管不了，没有人听他的，是这些文武百官需要他表演皇帝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个配角。他深居禁宫，唯以演杂剧，饮火酒、**幼女为乐事，民间将他戏称为“老神仙”。当皇帝，应该掌管军事，排兵布阵，治理朝政，抚慰民生，这些他不会;他从小就在王府里混大的，吃喝玩乐全会，皇帝应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他知道，我是皇上了，我得有好多好多嫔妃宫女呀，在这项工作上，他很认真:几番选淑女，扩造宫殿，行大婚礼，他的权力和能力都在皇宫里施展，荒**无度。

总之，朱由崧从当上皇帝那天起，就没个皇帝样。其实，他当皇帝，也是有竞争对手的:他叔叔辈的潞王朱常淓有贤德之名，以东林党领袖钱谦益为首的一伙人，主张立贤，史可法称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东林党是明朝末年，江南士大夫们组成的官僚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历经近四十年，到明朝灭亡，东林党也瓦解。东林党以文人为主，钱谦益就是诗人，是东南诗坛盟主。历朝历代从宋朝开始，崇文抑武，武官开国，文官治世，但是到了乱世，武力决定政权时，文官主宰武将，有时误事，更会误国。此时的江南，比起笔墨战刀说了算，手握重兵的将军们，自然不会真正希望有一个杀伐决断的皇帝来控制他们，那样的话，万一皇帝不顺心，就把自己的官职剥夺了。于是，无德无才的朱由崧被武将们以血统更近朱氏皇位为由，推上了皇位，成为了众矢之的。细想想，弘光帝也委屈:我明明不行，你们硬要我上，让我承担造成南明失败的罪名。据资料记载:朱由崧南逃到长江边，四月三十日，以南京户部主事马士英为首的百官迎见朱由崧于龙舟中，请其为监国;朱由崧身穿角巾葛衣，坐于卧榻之上，推诿说自己未携宫眷一人，准备避难浙东;众臣力劝，朱由崧才同意当头儿。离龙椅血统稍远一些的潞王朱常淓，没有当上南明皇帝，却幸运地躲过了骂名。

现在，代表南明成为多尔衮的重要配角的人出现了，他不是南明皇帝，而是一个被“放逐”出南京皇城的重要大臣史可法。

南明势力范围，从长江两岸，一直到岭南和云贵川蜀，但与清军直接对阵的是江北四镇和武昌。

防御江南必须先巩固江北，主战派、兵部尚书史可法将江北防区划分为四镇:总兵刘泽清辖淮（淮安府）、海（海州，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驻淮北，防御山东东部方向;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水（今山东南阳镇至徐州一段泗水故道沿岸），防御徐州、开封方向;总兵刘良佐辖凤（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寿（今安徽寿县），驻临准，防御陈（今河南淮阳）、杞（今河南杞县）方向;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州）、和（州治在今安徽和县），驻庐州（今合肥），防御光（今河南潢川）、固（今河南固始）方向。每镇统军约三万人。朱由崧又封左良玉为宁南侯，驻武昌，率兵防守长江中游;另有福建总兵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的部将郑鸿逵率水军守镇江;总兵吴志葵守吴淞，防长江口。此番部署，把分散在长江沿岸的军队初步统一整顿起来。但是，各镇将官只有割据自保之心，毫无进取之意，表面上人多、势众、地广，实际上形同虚设，这个防御部署从建立之日起，就暴露出覆灭的迹象。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控制着长江南北大片富庶地区，有军队五十多万。但是，政治上的草率集合体，不等于军事上的强劲实力。弘光政权内部，大多纠结于权力之争，互相排挤和打击异己，并无认真抗清的打算，而且斗争矛头仍然指向李自成的大顺军，没有认识到抗清将是关乎生死的大计。南明大权落到了因“拥兵迎福王于江上”而有功的马士英手中。他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为明弘光政权首辅，人称“马阁老”。马士英被讥讽为人长智短、耳软眼瞎，他勾结阉党阮大铖，联手把史可法“请”出南京，赴江北督师去了，又罢免了吕大器、张慎言等正直有经验的大臣，然后以招揽人才之名，把南京新朝组合成了自己人的圈子。

江北四镇兵马众多，朝廷无力供给，索性令四镇“兵马钱粮，皆听自行征取”。这无异是纵兵掠民，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败坏了军纪。从此各自拥兵的四镇，不听调遣，只想着争夺地盘，掠夺民脂民膏。吴三桂降清，引兵入关，绝大多数汉族官僚还天真地希望两家合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天下太平。南明政权对大顺军刻骨仇恨，对清军抱有幻想，史可法就是其中的代表。

多尔衮向明朝的降官们咨询了解南明政权要员们的情形，得知史可法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他先礼后兵，于七月二十八日致书史可法，大意为:“我大清国抚定燕都，是得之于李自成，并非取之于明朝。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而今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世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我将简西行之师，转而东征。诸君子如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先生乃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我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我实有厚望矣!”

有人称赞此信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词严。信中一针见血，剖析当前面临的军事形势，说明了弘光政权虽偏安一方，对清廷统一全国是极为不利的。多尔衮以正统自居，公开申明大清是华夏的新任朝代，自家是最高统治者，毫不掩饰地承认清廷要君临天下。他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寄希望于和平解决江南问题，要求南明君臣无条件投降，也做好了武力征服的准备，甚至扬言“联闯平南”，要联合大顺军一起来攻打南明，这是多尔衮以谎言相威胁了。当时尖锐的政局矛盾为多尔衮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也巧妙地钻了空子，利用了汉族各集团间的矛盾冲突，为清朝统治集团制定了最高超的战略方针。

多尔衮最初也是冒进狂热的，可能是被山海关大战和入主北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想双管齐下，同时进攻大顺军和南明小朝廷，速战速决，以最快的速度占有中原及长江南北广大地区。因为大顺军发动了怀庆战役，清军吃了亏，多尔衮才顾虑到兵员不足，战线过长，及时调整进攻方略，把兵锋矛头集中，先重点打垮李自成，因而对南明政权采取了怀柔、招抚、谈判的手段，尽量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能奏效就好，不能，就拖延南明，免得南明醒悟过来，趁清军与大顺军对决时，从侧背后突袭清军。那样的话，清军会腹背受敌，是很不利的。

况且，归降大清的明朝遗臣们，都在官场厮混成老油条了，对上级的想法揣摩得深刻精准，看透了大清的野心，知道摄政王的难处，于是，有些人为了讨好多尔衮，上疏建言各种军政时务。

前明降官唐虞时自告奋勇地向多尔衮建议:“南京是形胜之地，闽、浙、江、广各地，都看南京是否降顺来决定他们的态度，如今应乘他们害怕不安的时候，颁布令旨和赏格，让人带到南京去，宣谕官民，江南之地可传檄而下。”唐虞时又说，“原来的总兵陈洪范可以招抚，我的儿子唐起龙是陈的女婿，又曾做过史可法的参将，江南的将领他大多相识，希望派他前去招降，这样统一大业就能成功”。多尔衮一看:“好啊!如此甚好。”多尔衮亲自致书陈洪范，希望他归顺。多尔衮还对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发布诏谕，表示对他们的归顺不仅欢迎，还将赐官封爵，以勠力同心，共保江山。多尔衮同时又表示:“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假心假意，行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等到我军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多尔衮对南明的所有官员祭出了同一法宝:一面行笼络利诱之策，一面施威胁诡诈之计，旨在争取时间，避免在消灭李自成之前出现南明与大顺军联兵抗清的不利局面。多尔衮的担心是正确的，后来，大顺军余部和南明抗清势力果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清军了。

在山东替清廷进行招抚的王鳌永，于七月二十日向多尔衮报告:“南方各镇总兵都在江北驻扎，江北为必争之地，徐淮属城皆跨河南北，尤宜早图，以控扼徐淮。”多尔衮明白:“只是简单地派人到南方去招抚，决不能达到传檄而下的结果，必须对南明政权加以试探，同时窥测南方的军备、政治等状况，等待大清八旗满、蒙、汉军兵腾出手，横扫江南，才是彻底解决之时。”

史可法接到多尔衮的信，阅罢，忧心忡忡，作为大明忠臣，他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大明朝，即便这个国家已被大顺军推翻，他和同僚们也只肯认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失利，不愿意承认是总体上垮掉了、没有未来了。明知清军是虎狼，比大顺军更凶猛，史可法他们仍然幻想着如同史上一些特殊时期那样，南北共治，各安其国。九月十五日，史可法无奈地复信多尔衮，信中明确表示:“弘光政权是名正言顺的明朝政权，绝对不会投降，而是要继续保持明朝的统治，希望清军全力镇压大顺军，但事毕后须撤退返师，仍为两国。”他还大义凛然警告多尔衮，“不可乘机占据明朝疆土。弘光政权即使感谢，也不会拿土地送礼”。史可法的严正立场代表了南明抗清派的要求，但南明内部并不协调，抵抗派、投降派、调和派等各种意见众议成林。

在多尔衮看来，史可法这种希求简直是无稽之谈。

史可法虽然为弘光朝廷继承正统的合法性进行了申辩，却拿不出对付清军的办法。

多尔衮这边，从来就没把仓促草率创建的南明政权太放在眼里，认为不过是乌合之众。对南明派来的修好使团，多尔衮冷眼相看，虽然喜欢南明赠送的大宗慰问礼品，不过也是因为眼下清廷正缺少财物，其实也没当回事儿。在多尔衮的影响下，清廷朝臣们把作为国书交流的弘光帝御书呼为“进贡文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多尔衮想要的是清廷一统天下，当招抚不能解决问题时，那就只能以兵戎相见了。

顺治元年（1644）九月，清河道总督杨方兴劝说多尔衮:“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江南地区，‘苏湖熟，天下足’，历来都是南粮漕运养北京。只有这样，大清的财政税银方一劳永逸。”这更促使多尔衮立马着手取江南。

顺治二年（1645）三月初七，多铎分兵三路:一路出虎牢关，一路由固山额真拜尹图指挥出龙门关，另一路蒙古兵由兵部尚书韩岱等统领走南阳，驰骋在中原大地，势不可当。

三月初一，有自称崇祯太子朱慈烺者至南京。弘光帝朱由崧命令将其关入兵马司监狱，后命百官审“北来太子”于午门外，终裁断为伪太子，名叫王之明。

四月，马士英和阮大铖在朝中弄权日盛，乌烟瘴气。

驻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率领主力军二十余万，粮饷无着，士卒竟有饿死者。加上长期受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打击，以及东林党人的鼓动，他自称奉太子密诏，打出“救太子、清君侧、除马阮”的旗号，焚武昌城，顺流东下，进攻南京。

南明发生了内讧。内忧外患，使弘光政权恐慌不安、手足无措。马士英竟然命令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马士英对以史可法为首的主张防御淮扬一线的文武臣僚破口大骂:“你们这伙东林党，想借防江纵左军进犯!清兵到了还可以议和，左逆到了，你们是高官，我君臣却得死!我们宁可死在清兵手里，也不死在左兵手中。”史可法只得抽调黄得功、刘良佐部抵御左军，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镇守江北的史可法，实际上成了光杆司令，孤掌难鸣，气愤地说:“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意蒙蔽至此!”奸臣当道，忠诚难酬。左良玉兵至九江，为黄得功所败，吐血而死。其子左梦庚愤怒至极:“大军留守武昌，若不掠夺民生，全体将士就会饿死，今‘清君侧’不成，那么也就不要再为南明卖命了。”一赌气，他率全军转投清朝。

多铎率清军前锋进入安徽，相继攻克颖州、太和等城镇。多铎命令将士们休整十天，再度南进，经亳州、泗州，如入无人之境，直抵淮河。南明守兵不战而退，焚毁淮河桥，望风而逃。清军越战越勇，不辞劳苦，夜渡淮河，追击南军，不给溃兵以喘息之机。在强大的清军进攻面前，南明守江北的军队败的败、降的降、逃的逃，所有的防御部署全部被破坏。军情紧急，史可法惊慌失措，毫无主见，一日三发令箭，前后矛盾。将士们纷纷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增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刘良佐和高杰部的将领，相继不战而降。史可法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节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

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十八日，兵临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