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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第2页）

[14]〔美〕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页。

[15]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16]参见〔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40页。

[17]参见苏国勋为《韦伯作品集》撰写的“序言”，转引自〔德〕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页。

[18]〔德〕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6页。

[19]韦伯遗孀玛丽安娜·韦伯谈道，“新世界的景象对韦伯产生了强烈的**”，并详细记述了此次美国之行对韦伯思想的影响。参见〔德〕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320—349页。

[20]〔德〕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372—37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00页。

[22]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8页。

[23]〔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91、93、102页。

[24]郑昕：《康德学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1页。

[25]〔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8页。

[26]〔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5页。

[27]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90页。

[28]帕森斯是将韦伯引入英美社会学界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博士论文以《德国最近文献中的资本主义概念》为题，并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翻译为英文。他对韦伯的诠释是为自己的结构功能理论服务的，并不忠实于韦伯思想的原貌，甚至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歪曲。但随着美国为巩固霸权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力输出以结构功能主义为骨干的“现代化理论”，帕森斯的韦伯诠释曾一度成为韦伯研究界的主导范式。

[29]〔英〕特纳：《探讨马克斯·韦伯》，转引自〔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85页。

[30]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8页。

[31]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34—36页。

[3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23页。

[33]〔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19页。

[3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6—7页。

[35]〔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59页。

[36]〔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20页。

[37]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参见《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1、21页。

[38]〔美〕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0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4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77—78页。

[4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5页。

[42]〔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76页。

[43]仰海峰：《后现代语境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概念的再思考》，参见《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04页。

[44]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在20世纪50、60年代集体编写，大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烙印。其蓝本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过尤金、米丁等人的修订和完善，逐步得以形成。不可否认，该教科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划分导致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割裂，造成“实践”只是外在地安置于体系之中这一根本性缺陷，从而否定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

[45]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学科建制，最早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分为三编，即哲学编、政治经济学编和社会主义编。但《反杜林论》却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其初衷不是为了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如同恩格斯自己说的，为了批判杜林，“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47、344页）。列宁在191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最终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一学科建制。

[4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