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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马克思与韦伯技术批判的比较（第1页）

第三节马克思与韦伯技术批判的比较

马克思对技术的态度基本上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采取一种辩证的方法，通过生产—技术的内在超越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可以说，技术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其力量恰恰来源于自身的矛盾之中。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虽然没有直接导出对形式合理性以及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技术实际上是持一种悲观态度，这种态度通过卢卡奇的中介影响到了技术批判理论。

一、对技术的不同评价

马克思虽然意识到技术对人的损害，但他对技术基本上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即便这种肯定是有所保留的。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技术观似乎是矛盾的：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直接视为一种技术批判理论，马克思是技术批判的开创者；而在另一些人看来，马克思又是一个十足的技术决定论者或技术乐观主义者。马克思对技术的评价实际上是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在他那里，技术批判的力量恰恰来源于自身的矛盾之中。技术虽然存在着局限，但有其未竟的潜能，通过一定的发展过程将会克服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技术观根植于马克思对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他认为生产和艺术都是作为自由的活动的典范，技术始终构成实践活动的一种样式或样态，具有“审美—生命维持”的二重性。

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虽然没有直接导出对形式合理性以及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技术实际上是持一种悲观态度。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的手段和程序主要就是经验科学和技术，世界的“除魅”其实就是作为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的拓展，其结果造成现代技术的统治。然而，合理化并不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最终会完全取代实质合理性，现代技术的统治并不能抹煞价值世界的意义，合理化有其必然的限度。韦伯的本意是努力地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评价，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划定必然的界限，但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一直试图冲破这种二元的划分，打破二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建立起技术的独断性统治，这使得形式合理性成为合理化的唯一尺度，为此，他对技术的后果充满忧虑。这种技术观根植于韦伯对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工具理性，其目的在活动之外，因而并不是自由的活动，就其与活动目的的分离而言，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中技术的地位是相同的。

二、技术在现代性批判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马克思那里，技术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成为超越现代性的手段。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技术活动作为自由的活动的典范之一，在人类活动中始终具有优先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辩证法，马克思的现代性超越机制“是一种内在的超越”[82]，也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83]，生产—技术便是实现这种内在超越的手段。而一旦否定了技术，必然会导致这种现代性超越机制的失效。例如，在卢卡奇那里，“物化”不仅局限于生产关系领域，而且已经渗透到了生产过程之中，生产—技术本身也就无法摆脱“物化”，那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克服“物化”的可能性，从而否定了马克思的现代性内在超越机制。为此，卢卡奇必须另辟蹊径，转而借用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法。我们发现，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一出路的获得，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翻版而已。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在无产阶级那里表现出一种现实性，但这种同一性的获得是在主体那里通过某种“意识”或者“精神”的自我反思才得以实现的，因而不过是重演了“绝对精神”回到自身的过程。

在韦伯以后的技术批判理论那里，技术非但不是超越现代性的手段，更是这一超越过程本身试图克服的对象。韦伯的现代性研究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只给予实然层次的犀利分析，并未提出应然的规范要求。在韦伯看来，合理化的“吊诡”最终将使人生活于“铁笼”，现代性的后果令人悲观失望，但面对这种“命运”我们无能为力。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影响了卢卡奇，在他那里，生产过程中的“物化”表明生产—技术不能作为现代性超越的手段，实际上引入了技术批判的思想，这种做法造成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技术批判问题上普遍采取以不同的形式来接受韦伯这一基本倾向。在后来的技术批判理论家看来，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日益侵占实质合理性的领域，造成现代性的危机。这一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解读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占，哈贝马斯解读为体系对生活世界的侵占。无论是否定辩证法的“和解”概念对主客体关系的重新定位，还是交往行为理论的“交往”概念对理性潜能的发掘，他们的现代性超越机制中都蕴含着某种程度上对技术因素的克服。

[1]〔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2页。

[2]〔匈〕赫勒：《现代性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34页。

[3]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参见王南湜、谢永康：《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83—95页。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70、171、173、174、177页。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3页。

[7]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2—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85、486页。

[9]〔波兰〕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第111页。

[10]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330页。

[11]〔英〕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45页。

[12]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394页。

[13]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3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73、274、310页。

[15]〔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7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8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9页。

[20]〔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7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6—4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