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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 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第2页）

四、启蒙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总之，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幅纷繁复杂的理论图景。虽说学者们观点各异，但都承认启蒙以来的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复杂性。在笔者看来，启蒙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刘小枫试图界定现代性的含义：“一种普世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每一民族、每种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社会化的和知识化的）力量，导致个体和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发生持续性的不稳定的转变。”[262]这种界定揭示出现代社会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复杂性。根据韦伯的看法，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实质合理性的日趋减缩，不仅现代性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官僚制、甚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中立和意义丧失都是合理化的结果，“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263]。哈贝马斯描述合理化在现代社会生成过程中的作用：“韦伯使用‘合理性’或‘理性’这个概念是为了规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私法所允许的交往形式和官僚统治形式。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含义首先是指服从于合理决断标准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劳动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工具活动（劳动）的标准也渗透到生活的其他领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264]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构成韦伯用以分析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架构。韦伯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兴起过程就是合理化的产物，表现为形式合理性在人的观念和行为中的体现与发展，同时也表现为形式合理性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其结果最终体现为世界“除魅”的过程，“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265]。韦伯用“除魅”来描述启蒙以降的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过程。从本质上讲，“除魅”的过程就意味着启蒙。

在笔者看来，并不是由启蒙造成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而是启蒙改变社会理论家对社会生活的基本看法，带来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社会生活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由于启蒙而发生变化；作为思想观念的启蒙，却是对社会生活变迁的一种反映。思想家的遗产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所处时代问题的“诊断”。对于现代社会，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家的“诊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抑或是涂尔干的思想，都涉及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性理解，也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双重考量，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他们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认定，都是出于对现代性诸因素总体性的考量，这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这在韦伯那里表现为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统一，这在涂尔干那里表现为制度论与观念论的统一。[266]这种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决定了经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考量，决非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或是文化决定论所能概括的，他们在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时却力求实现一种总体性的把握，兼顾到这一问题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并在这种总体性的关照下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然而，这种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考察，并不能消弭思想家之间的理论分歧，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仍具有不同的含义，他们研究路径的分化，源于对现代社会生活中诸要素之不同地位的认定。

回顾和反思1949年以来我国启蒙问题研究，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成为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催化剂。新世纪以来，启蒙问题研究不仅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和学术研究的各学科，而且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维度，在学术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同时，充分体现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的意蕴，在认识论上重演了启蒙的过程。

[1]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学科建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一划分最早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分为三编，即哲学编、政治经济学编和社会主义编。但《反杜林论》却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其初衷不是为了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如同恩格斯自己说的，为了批判杜林，“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47、344页）。列宁在191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最终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一学科建制，并被苏联教科书体系继承和发展。

[2]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49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8页。

[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9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154页。

[7]〔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71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8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1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11页。

[14]〔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10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76页。

[17]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375页。

[18]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466页。

[19]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560—56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66页。

[21]吴晓明：《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2页。

[25]〔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88、79页。

[26]〔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84页。

[27]参见〔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8页。

[2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5页。

[29]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本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编写，大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烙印。其蓝本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过尤金、米丁等人的修订和完善，逐步得以形成。不可否认，该教科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划分导致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割裂，造成“实践”只是外在地安置于体系之中这一根本性缺陷，不能凸显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