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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铁民 最后的工人（第1页）

一·火红的时代

兰河城在八十年代的天，总带着一种刚铸出来的亮。灰黄的天空下，是工厂的烟囱，一根接一根，像战士列队。轰鸣声从清晨响到夜里，那声音贯穿了整座城，也贯穿了赵铁民的一生。

那时的兰河，是“西部的希望”。中央决策“三线建设”，一批又一批军工厂迁到这里，带来技术、干部、专家，还有梦想。赵铁民就是那批“建设者”中最普通的一个。

他1958年生在甘陇交界的山村，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在生产队里种地。家穷，没书念，他十五岁进了县技校，学机修。那年正逢国家号召“青年上山下乡、支援边防建设”，他报名去了兰河三线厂，当时叫“国营第三机械制造厂”。

刚到厂那天，厂区还在建。荒滩上竖着几座水泥骨架，风里全是尘。他和几百个青年工人一样，在工地上支帐篷，睡稻草，喝苦水。可他们都觉得热血。有人在饭桌上拍胸脯说：“我们这是保家卫国的厂！”

赵铁民点头，心里也是骄傲。

厂子分成几个大车间：铸造、总装、精修、测试。赵铁民被分到总装。刚开始干得笨，常被师傅骂，可他肯学。冬天零下二十度，他照样钻到机器底下，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那时候的口号是：“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军工线！”赵铁民把这话写在床头。

1983年，厂子接了国家重点项目，为部队造零部件。那年他被评为“厂劳动模范”。厂长在大会上点名表扬：“赵铁民同志，工作认真，不怕苦，代表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

会后，车间女工李春兰给他递了瓶汽水。他记得她那天穿白衬衫，袖口挽起，笑得眼角弯弯。那一笑，照亮了他一辈子。

他们在厂的舞会上跳了一次舞，从此走到一起。婚礼就在职工食堂办的。那时候的职工食堂有四口大锅，热气腾腾，香味弥漫，厂领导亲自敬酒。赵铁民喝多了，站在桌上喊：“咱工人有出息，兰河的明天靠我们干出来！”

掌声雷动。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成了“国家的人”。

婚后，他们分到一间18平方米的宿舍。屋虽小，却温暖。春兰管档案，工资比他高几块。两人合起来月薪八十多，还能攒点。厂里每年发肉票、布票，逢节还有糖和毛巾。赵铁民常说：“咱工人吃国家饭，这辈子不愁。”

1987年，儿子赵建国出生。那天正赶上厂子试车成功，全厂放鞭炮。赵铁民抱着孩子，笑着说：“咱家有两个建国的功臣，一个是厂，一个是娃。”

他那时真信，这一切会永远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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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厂区修了新宿舍，电影院和澡堂也开放。厂工会组织“青年歌咏比赛”，赵铁民唱《咱们工人有力量》。

那天他唱得热泪盈眶。台下的工友都起立合唱，几百人嗓子震得天花板都在颤。

那是他们共同的信仰：劳动创造世界。

厂里人常说：“咱是国家的螺丝钉。”

赵铁民笑着回答：“螺丝钉虽小，掉了国家都得响。”

他们真的信。他们信国家、信工厂、信未来。

那是一种未经怀疑的信仰，一种以劳动为荣的精神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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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兰河城外的高速路通车。新闻里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赵铁民听到广播，心潮澎湃。他以为那风会吹得厂子更红火。可谁也没料到，那阵风会先吹走他们的饭碗。

厂子产品滞销，机器陈旧。外面私营厂兴起，能用更便宜的材料造同样的东西。厂里的计划产量一再削减。

赵铁民那年升为班组长，常被叫去开会。会上总是那几个词：“改革”“自主经营”“市场适应”。他听不太懂，只记得厂长说：“要自负盈亏。”

下班后，食堂的饭变差了。早先的红烧肉换成了白菜炖粉条。年终奖金也没了。有人开始私下议论：“要完。”

赵铁民不信。

他说：“国家不会让咱死。”

他不知道，那时候国家已经在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国企改制试点”。兰河三机厂，被列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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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厂区贴出一张告示：

“经上级批准，三机厂实行股份合作制，工人可自愿入股。”

车间炸开了锅。有人兴奋：“这不就是咱当老板？”

也有人摇头：“这叫让咱自负。”

赵铁民那天拿着告示，看了半天，心里发怵。他问书记：“那咱还算国家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