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照片里,他穿着白大褂,站在最中间,笑得温和。
但我知道,那笑容里有一种疲惫的光。
我在书稿里记下:
“医生的身体,是被社会消费的最后一层皮。
当救人的机器开始自燃,理性的火焰就变成了灰。”
那一年,沈玉平四十三岁。
他还没倒下,却已经在坍塌的边缘。
(三)灵魂的崩塌
2020年春天的兰河市,被一种看不见的恐惧笼罩。
病毒像无声的风穿过医院的每一层空气。
沈玉平戴着两层口罩,整整四个月没回家。
他每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病房间穿行。那时候的走廊总是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一种混合酒精与焦虑的气息。
他看见许多人死去——老人、年轻人、孕妇、医生。
他几乎没时间哭。
有时候,他也分不清病人和自己——哪一个更需要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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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房
三月初,医院封闭管理。
沈玉平的神经内科被临时征用为“隔离观察区”。他的病人被迫转移,有些在途中就恶化。
他每天签下几十份病危通知书。护士说:“沈主任,我们救不过来这么多。”
他沉默。
那天夜里,一个病人拉住他的袖口。那是个四十五岁的出租车司机,呼吸机拔了又插,声音像锯木头:“医生,我不是怕死,我怕死得没人知道。”
沈玉平握着他的手,说:“我在。”
病人点点头:“那就够了。”
第二天早晨,他死了。
沈玉平给他盖上白布,转身出门。
护士听见他在走廊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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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白的日记
他开始写“病区日记”。
第一天:“今天救了一个病人。”
第三天:“今天死了两个。”
第七天:“没有人说话。”
他把这些日记贴在办公室墙上。
一张、两张、十张、二十张……
到四月,整面墙都被密密麻麻的字覆盖。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电脑。
他答:“写在屏幕上太干净,像没人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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