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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河 盖房子的男人（第3页）

但孤独不是花开的声音，而是夜里的风。

赵梅在新区照顾孙子，偶尔打电话问他吃没吃好，他总说“挺好”，挂了电话就去灶台热剩饭。村里人都说他命硬，谁家出丧他都帮着抬棺、封坟。可夜里喝醉时，他也常一个人对着风哭，说：“人啊，活着比死还难。”

他的确“活着”。活得像风里的灯，不灭，但也不亮。

二：老支书的夜

夜在兰河的村庄总是来得快。白天还在地里吆喝的马长河，等太阳一落，整个天地就沉下去了。风从祁连山那头刮来，穿过田埂、过水渠，吹得塑料膜“啪啪”响。远处的狗叫，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这个时候，村子安静得像被掏空了。

长河坐在自家的院子里，炉火已经灭了。他喜欢夜，夜能让人想事。他点上旱烟，烟丝噼里啪啦地燃着，一阵火光照亮他脸上深深的皱纹。皱纹像干裂的土地，藏着太多往事。

他做过村支书，这在村里是头等体面事。那是2005年左右的事。乡里搞“整村推进”，要打造“新农村示范区”，上面来文件，说要“修公路、打机井、建沼气池，全面实现小康”。他听了心里热得发烫，觉得自己也能干出点大事。

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儿子在新疆，媳妇带孩子去了城里，家里冷清。工作队下乡，他是第一个举手的。别人都笑他：“你都一把年纪了，还折腾。”他笑：“再不折腾，命都折旧了。”

他是真心想干事的。那几年他天天跑乡里、跑县里，为了争项目、要指标。风大路远，摩托车颠得屁股都麻了，他还笑着说：“屁股麻了说明还有感觉。”他会在村头那棵老榆树下给村民开会，讲政策，讲未来，讲小康。声音大得能把风压住。

“咱们得修路，得打井，得通电！要不娃娃们都跑光了。”他拍着桌子说，“咱不能一辈子穷，得跟上趟！”

村里人信他。他识字，会写报告，能跟乡里干部套近乎。乡里的人也喜欢他，说他“懂政策，会办事”。那时候他天天忙，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吃住都在工地。他喝着劣质白酒，嘴里却念叨：“这回真能把村子搞起来。”

可没想到，“整村推进”推进了三年，地修了一半，路修了三分之一，井打了三口就停工。上面拨下来的钱到乡里就薄了一层，到村里又薄一层。有人来查账，账本写得漂漂亮亮，就是对不上。他被叫去乡里谈话，回来的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晚上一个人坐在村口，喝了一瓶半白酒，差点冻死在那。

第二天醒来，他就辞了职。没人挽留。有人悄悄在背后说：“他也捞了不少。”他没解释，只说了一句：“人干事，不怕背后风。”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提“整村推进”这几个字。

可风停下来后，他才发现，夜更冷了。

赵梅在新区带孙子，儿媳刘芳打零工，家里只剩他一个。开始他还觉得自由，想干啥干啥。可时间久了，连狗都懒得理他。白天种地、修机器，晚上就坐在院里喝酒。喝醉了，就去找人聊天。

他常去的是寡妇陈凤家。陈凤四十出头，男人出去打工死在外头，留她一个人带娃。她家就在他地头，种着玉米和苹果树。她请他帮忙修水管，修完就留他喝茶。夜里风大，灯光昏黄，两个人坐在炕边，没说几句就都红了脸。

后来，这事在村里传开了。有人笑他老不正经，他也笑：“老子活到这岁数，还怕人说？”

除了陈凤，他还帮过秀芝，帮她平地、盖圈舍。那女人比他小十岁，嘴快、手也快。一次喝多了，秀芝骂他说：“你这些年光折腾，折腾出啥了？”他愣了半天，说：“折腾出了活着。”

他对女人没什么花心的打算，只是孤独太长。夜太静，人心就乱。他说：“人到老了，想的不再是情，只是个伴。”可这种话，他只在酒后说，第二天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村里人表面上笑他，其实都理解。他帮过太多人。哪家有红白喜事，他都去；谁家孩子上学，他帮着写申请；哪个寡妇没柴火，他半夜拉去一车。人们说他命苦，但也说：“这老马啊，是条真汉子。”

他偶尔也想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那时候骑摩托、戴墨镜、腰里挂皮包，跑工地、跑招待所。人家喊他“马老板”，他喝一口酒就能吹到凌晨。现在他吹的风不一样了。风进屋、进棉被、进梦里，他梦见的都是旧时光。

有一年冬天，他在地头种果树。冻得手裂口子，他还说：“树要在冷里活，人才算真活。”他喜欢看雪压在树枝上，一层一层，就像岁月压在身上。

有一次顾行之来采访他，带着录音机。顾行之问：“您觉得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说：“变化？人都变了。以前穷的时候，大家心齐；现在有钱的往城里跑，没钱的往地里钻。风一来，村子就空了。”

顾行之问：“那您后悔吗？”

他摇头：“不后悔。人一辈子就是一阵风，吹过就算了。你要问我啥是幸福，我说——有人听你说话，就是幸福。”

夜又深了。风从门缝钻进屋，炉火里的灰被吹得微微亮起。

他靠在墙上，听见远处狗在叫，像在应和他的话。

他笑了笑，自言自语：“人哪，活到最后，不就是图个有人听？”

三：树下的春天

春天在兰河总是来得迟。三月的风还带着寒意，田地上的冰层一层层化开，露出黑色的泥土。村头的杏花冒出一点粉白，像从死地里钻出的希望。马长河在地里忙，耕地机的轰鸣声震得他耳朵嗡嗡响。他戴着一顶褪色的草帽，腰上绑着旧毛巾，手上满是裂口。没人帮他，只有机器的声音陪着他。

“地活，人就活。”他总这么说。

这一年，他六十多岁，种了十多亩地，五亩小麦，五亩果树。果树是前两年从南方买的苗，苹果、梨、杏都有。别人笑他：“你都这岁数了，种果树等得了结果？”他笑笑：“我等不到，娃能等。树是留给后人的。”

他嘴上说得平静，心里却清楚：儿子没了，孙子在新区上学，媳妇忙着打工，没人真关心这片地。可他还是种。他说：“人得有个念想，地是念想。”

他在院里搭了一个棚子，放耕地机、铺膜机、农药桶。机器都是旧的，跑起来像咳嗽。他自己修，手上油泥常年洗不干净。春耕时，他一个人干到深夜，天黑得看不清，他就在地头点个火堆。火光照着他背影，像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有时候赵梅打电话来，问他：“你那地又在种啥？”

他回答：“种点果树。”

她叹气：“你还折腾那干啥？身体都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