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终没有吃掉那颗糖,它被我妥善地藏在枕巾的一个角里,用薄薄的油纸密不透风地包裹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偷偷拿出来,用它微弱的甜味当作催眠剂,实在忍不住时,才会万分珍惜地舔上一口。
22号房间的情况的确如修女所说,全是一些“怪胎”。加上我,这里住满了八个孩子,我的床位在最里侧靠墙和窗户的地方,我会在睡前把窗帘拉开一道小缝隙,这样躺在床上时就能看到月亮。妈妈曾经给我讲故事时说过,月亮有疯癫的寓意,某个用月亮做前缀的组合词也是指的神经错乱,不过我记不得它怎么拼写了。如今我这么沉迷于在入睡前盯着月亮,大概就是意味着我快疯了吧。
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走到哪里都抱着一只破旧的布娃娃,从早到晚对着它喃喃自语,要是有人试图从她怀中抢走娃娃,就会使她发出刺耳的尖叫。孤儿院里有些人把这当作某种游戏,不过几天,我就见过四五个人对她恶作剧,他们躲在墙后兴致勃勃地盯着她张开空荡荡的双臂大声尖叫,仿佛这是什么天大的笑话。
我不敢上前,只能在那些人离开后默默地帮她捡起被弄得脏兮兮的布娃娃。递给她时,她会用那双茫然的大眼睛望我一眼,眸中空无一物。
我斜对面的床铺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姐姐,有一块从左脸延伸到锁骨以下的深红色胎记,许多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作“虾壳怪”,原因好像是她长着胎记的样子和煮熟的虾很像——无论如何,这都称得上是非常的侮辱。她总是把长长的、杂乱的头发拨到肩膀前,低着头遮住大半张脸,从不讲话,走路时贴着墙壁,不跟任何人进行眼神接触。
有一次,我在水房不小心撞到了她,她像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一般弹开,怀里的肥皂砰地掉在地上。我一边不停道着歉一边弯腰去捡,抬头时却窥见了她从发丝缝隙中透出的惊恐眼神。她以极快的速度从我手中抢了过去,头也不回地跑着离开了。我那时候就明白了,对她来说,不被注意、被无视才是真正的仁慈。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女孩,听说她以前家境特别好,是真正的贵族小姐,如今却沦落到了这样的境地。不管换作谁,都不可能坦然接受。她有些精神失常,面对整蛊和嘲弄毫无反应,甚至会咯咯笑着看针对她的人。我有几次瞅见她站在院子里,用优雅的腔调朗诵诗句,或是抬起手臂做出华尔兹的姿势,旁若无人地拥着空气旋舞。她的世界与所有人隔着一层屏障,那里依旧有舞会、诗歌和下午茶,而我们的世界里只有缝纫课、黑面包和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的冬天。
我偶尔会因为她想起从前,自己也曾有过穿着满是花边的睡裙、坐在壁炉前吃布丁听故事的时光。我不敢回忆,只要脑海中出现过去的影子,我就会抑制不住地流泪。
剩余的几个女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极其安静,和我一样喜欢把脑袋垂得很低。我们彼此之间几乎从不交流,偶尔不小心对视也会迅速移开视线,像是害怕着什么,也许是怕从对方的眼里看见自己破碎的倒影。22号房间的每个人都像一滴无法溶解的油,只能孤零零地漂浮在孤儿院这杯沉默的死水上,惹人生厌又引人注目。
我原本以为,换了新宿舍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至少不用面对多萝西。然而,我的想法太过天真,孤立和欺负从未停止,也不会有停止的可能。
只要我出现在食堂里,就会有一些声音高喊“小偷伊拉”,无论我去哪里,投向我的眼神都带着鄙夷或者幸灾乐祸。清洁课上,我总是被分配去干最累的任务,要提着有我一半身高的大水桶去楼下蓄水池接水,再费力地爬两三层楼回去。第一次做这件事的时候,由于太过吃力,我把桶里一半多的水倒在了自己身上,灰色制服淋得透湿,风一刮冷得直发抖,有人因此说我是“尿裤子的伊拉”。没过几天,我的掌心就长出了几块茧子。
不止是清洁课,只要我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范围内,注定没有好果子吃。拼写课和算术课时,他们会趁我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抽去我的凳子,让我一屁股摔在地上。缝纫课上,身旁总有人对我动手动脚,想让我一不留神扎破指头,幸亏我在妈妈指导下学过不少时间,缝得又快又好,没有让他们得逞。但与之相对的,他们会加倍地报复回来,取笑我是“天生做奴仆”的命。
有一天晚餐时在食堂里排队领面包,我前面的女孩似乎是不小心后退了一步,不偏不倚地踩在了我的脚上。我吃痛地下意识“啊”了一声,多萝西立刻在不远处高声说道:“哟,公主殿下现在连被碰一下都受不了啦?可我听说你的志向是去给别人当仆人哟,这种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办呐?”
周围响起一阵低笑,那个女孩回头用夹杂着得意与厌恶的眼神瞪了我一眼。我默默地垂下头,在心里默念不相关的话,只能用这种方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修女和保育员们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又或者说,她们对22号房间内的女孩都视而不见。欺凌、嘲笑和推搡像水一般被筛了出去,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开始觉得,也许被换到这个宿舍的举动,就是一种变相的通行令。我们是怪胎,是需要被“特殊关照”的孩子,所以我们活该承受这一切。
身体上的苦难也仍在持续,孤儿院提供的食物份量稀少且难以下咽。我过了几天才知道弗兰克夫人会挑选一些所谓的乖孩子,让他们每天固定时间去厨房里吃下午茶,多萝西就在这群人之中。我对此感到毫无波澜,毕竟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弗兰克夫人眼中的乖孩子。藏面包的事情发生后,厨房就变成了我不得踏足的禁地。
枕头里的方糖,应该就是从下午茶里带出来的吧?那么那个女孩也是那群有特殊权利的孩子之一,是受到大家喜爱的,是和怪胎这种词搭不上边的人。既然如此,她为什么还会给我送糖呢?
我仍然不觉得这是一个陷阱。我常常在半夜被冻醒,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手握着方糖,那丝逐渐变淡的甜味似乎混合着她身上那股干净的气息,在黑暗冰冷的夜里显得如此真实。
从在楼梯上相遇的那天起,我便开始在一切活动的间隙里搜寻她的身影,寻找这个陌生的绿眼睛女孩,成了我唯一的近乎本能的生存动力。由于她比我大几岁,很多事情和课程都与我的日程安排完全不同,我像追逐着一缕浅淡的月光,飘忽不定、若隐若现,令人无法捕捉。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想过放弃,
早晨起床后,我会在拥挤的水房里扫视每一张睡眼朦胧的脸;排队去食堂的路上,我的目光也会在每一个后脑勺上反复游走。
有一次我真的看见了一个棕色短发的身影,领完早餐后,我急切地想要追上她,却被人故意伸出脚绊倒了,燕麦粥洒了一地。我在其他人的哄笑声和保育员的斥责声里羞愧地爬起身,抬头再看时,那个女孩已经不见了,我甚至无法得知自己有没有认错。
甚至在难得的集体去室外放风的时候,我也缩在最角落,目光像织网的蜘蛛,仔仔细细地扫过整个雪花纷飞的院子。我的视线穿过灰扑扑的人群,期冀能在里面找到那一点熟悉的色彩。
我的努力有一些成效,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再见过她。只要远远地望到了她,只要我彼时不被人注意着,我就像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着,悄悄地跟在她后面。我不敢跟得太近,怕我的脚步声引起她的注意,怕她回头看到我时,眼里会流露出多萝西他们那样的、我最恐惧的眼神。
我也没有想清楚自己究竟想找她做什么,追上去,对她说声谢谢吗?话语在喉咙中滚动,最终又被我胆怯地咽下肚。
一个被所有人孤立的“小偷”、住在特殊宿舍里的怪胎、脸上带着丑陋伤疤、连自己的名字都被剥夺的人,我有什么资格靠近她呢?我害怕那颗方糖和那次短暂的相遇只是她的顺手而为,是她善良的天性驱使,是我自己的自作多情。如果我贸然上前,会不会让她感到为难?
我害怕打破这个好不容易编织完整的幻梦,如果事实是无法如愿以偿,我宁愿永远独自做这种寻找和跟随的游戏。
寒风阵阵的周四下午,我们被破例允许不用上课,可以在大活动室里待到晚餐的时候。室内空气浑浊,但至少没有外面那么冷,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值得庆祝的。
我照例找了个不起眼的地方,抱着膝盖看别的孩子三五成群地玩跳房子和木头人的游戏。难得的活动机会,基本没人会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偶尔有几个人过来叫我的各种外号,无非就是“小偷伊拉”、“公主殿下”或者“奴隶”,我统统充耳不闻,他们见我没有反应,也就没趣地走开了。
那个抱着布娃娃的室友也在,她缩在墙角边,嘴唇蠕动着,大概又是在唱她那首不成调的童谣。我刚把眼睛移向一旁,就听见一声熟悉的尖叫。
“还给我!还给我!”女孩哭喊着,扑向那个抢走她布娃娃的男孩,却被另一个男孩轻易地推开,踉踉跄跄几下后摔倒在地。
方才还喧闹着的活动室瞬间变得安静,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边,带着各种不清明的情绪——看热闹的、麻木的、兴奋的,我瞥见多萝西不知何时也出现在了活动室里,这个时间点,她大概是从厨房回来的。
“‘还给我,还给我’!”男孩夸张地模仿着她的腔调,晃动着手中的战利品,“叫得真难听,萨曼莎,你就不会说别的话了吗?”
她仰躺在地上,绝望地尖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