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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人生访教授（第1页）

书缘人生——访杨耕教授

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冯文礼

杨耕，是个一辈子与书打交道的人。

有的人读书，但不教书；有的人读书、教书，但不写书；有的人读书、教书、写书，但不负责出书；有的人读书、教书、写书、出书，但不负责售书，而杨耕，则集“五书”于一身，他今生注定与书有缘。

在杨耕的书缘人生中，有三个“缘”是他以前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那就是他的哲学缘、出版缘、企业缘。虽然这三个“缘”纯属偶然，但却始终离不开一个“缘”——书缘。用杨耕的话说，就是“书牵引着我，与哲学、出版、企业三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是偶然结下的这三个“缘”，让杨耕带领下的北师大出版集团成为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最大赢家，一举捧得图书奖、先进出版单位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三个大奖。

哲学缘

与哲学结缘，对杨耕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1977年，在中学任数学教师的杨耕，曾一心报考数学专业，但由于同一位哲学先行者——陈宗明老师的一次偶然聊天，竟使他“鬼使神差”，改报了哲学专业，走进了安徽大学哲学系。从此，杨耕踏上了哲学这块神奇的土地，至今仍无怨无悔。

说起这段往事，杨耕现在仍然觉得非常偶然。

杨耕说，在他从事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受三个人的影响最大：汪永祥、陈先达、陈志良。1986年，汪永祥教授把他领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老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他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快车道”；1988年，陈先达教授把他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被破格推荐免试提前攻读博士学位，陈老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他走向了哲学的深处；而陈志良教授的“宏大叙事”能力则引导他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了他的哲学研究。

如果说当年与哲学结缘纯属偶然的话，那么，随着一步步走向哲学的深处，天赋加勤奋，让杨耕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哲学研究成果，则成为一种必然。

有这样一组数据：杨耕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唯物论研究》（日本）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了《杨耕集》、《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等著作10多部；先后参与、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国家级教材6部；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国家级奖7项，其中，与袁贵仁教授共同主编的《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共4卷8册），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成为17种获奖的社科类图书之一。

《理论前沿》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杨耕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杨耕自己却认为，这个评价过高，他实在不敢当。著述丰硕，视野开阔，研究深入，为人谦和，这是学界对杨耕的评价。不仅如此，杨耕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在全国出版界，拥有这么多学界大“头衔”的，恐怕只有杨耕一人了。

杨耕这种对哲学的“钟情”程度、“痴迷”程度，可以说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哲学不仅仅是我的职业、专业，而且是我的事业”。就连他唯一的业余爱好——欣赏交响乐，也与哲学有关。在杨耕看来，交响乐与哲学密切相关，都是形而上的东西，“在欣赏交响乐过程中，我能得到一种形而上的领悟”。

“我选择了哲学，哲学也选择了我；哲学适合我，我也适合哲学，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活”，这就是杨耕，一个把哲学看作“安身立命”之根和“安心立命”之本的人。

出版缘

“一直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这是身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经理的杨耕经常讲的一句话。

从199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出任《教学与研究》杂志总编辑算起，杨耕进入出版行业已有17个年头了。从《教学与研究》杂志总编辑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再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编辑、社长、总经理，岗位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对哲学和出版的钟爱与情怀。

杨耕记得，当年刚进入出版行业时，他连什么是铜版纸、什么是码洋都不知道。17年过去了，如今已是销售码洋过14亿元的出版集团的掌门人。他经常讲，“我的出版实践受益于哲学研究，而我的哲学研究又受益于出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