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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第1页）

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

白寿彝教授和《中国通史》[1]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以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

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会前，白寿彝教授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2]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通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中国通史：中国史家百年的追求

白寿彝教授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其学术背景、历史原因是什么？其主观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认识《中国通史》的几个前提。

20世纪开始，自梁启超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后，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追求目标之一。1904年，章太炎在《哀清史》一文末，附有《中国通史略例》，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此后，夏曾佑写出了《中国古代史》，陈黻宸写出了《中国通史》，章嵚写出了《中华通史》，王桐林、陈恭禄各写出了同名的《中国史》，钱穆写出了《国史大纲》，吕思勉写出了《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周谷城写出了《中国通史》，邓之诚写出了《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与这些著述在撰写的时间上相交叉，范文澜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写出了《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写出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等，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著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历经二三十年，经许多学者的努力，终成完帙。范文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着手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并陆续出版修订本。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刘大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指出它与旧书在许多根本点上的不同。[3]蔡美彪教授继续范文澜的事业，于1994年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通史》。白寿彝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着手主持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又经20年的努力，于1999年3月出版了12卷本、22册的《中国通史》。这些撰述，是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通史撰述的继续和发展。[4]

我们通过这一极其简略的回顾，可见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是20世纪中国许多史家的愿望和追求。而撰写中国通史之艰难，梁启超、顾颉刚、范文澜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指出：

在整部历史中，可以划分为若干时代，如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中，可以又划分为若干部分，如人的、事的、文物的、地方的。含着若干部分，成为一个时代。含着若干时代，成为一部总史。总史横集前述四种材料，纵集上下几千年的时间。[5]

这里说的“总史”就是通史；“横集”指内容而言，“纵集”指时代而言。梁启超还认为，“总史”的成功，需要几十人分头进行研究，然后汇集起来，才有可能成功。就研究和撰述来看，梁启超所论是中肯的。

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在评论“当代中国史学”的时候，就“通史的撰述”写道：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完成之作。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纪元。他的书是《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又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张荫麟先生亦欲以极简洁的笔调，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不加脚注，不引原文，使有井水处，人人皆熟于史事。汉以前由张氏自撰，唐以后则属于吴晗先生，鸦片战后的社会变化则属于千家驹先生，中日战争则属于王芸生先生。惜其书未成。张氏所自撰的有《东汉前中国史纲》一册。张氏英年早逝，甚盼吴先生等能本其书的体例，完成其志愿。[6]

顾颉刚的这些话，扼要地反映了20世纪前40年有关中国通史编撰的情况，值得重温。他对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的推崇，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同时，顾颉刚也指出了一般性的通史所存在的问题，即“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等，确是编撰通史中应竭力避免的弊端。

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范文澜根据自己编著《中国通史简编》的情况，进行反思，在1963年写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一长文，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也是对如何编写中国通史做了一个总结。他在此文的最后写道：

通史的工作是这样的艰难，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地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7]

范老的这些话，把编著中国通史的艰巨性和必要性都阐述得十分清晰，也给编著中国通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翦伯赞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主编《中国史纲要》，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其间，他关于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各种问题，有极为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认识，并于1963年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一名篇[8]，就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全面观点，以及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此文可以看作是60年代关于如何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可以认为，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思、探索和积累，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正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认识水平和学术境界。然而，“**”的十年使史学家们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都被迫停顿下来。翦老、范老相继去世，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也不得不中止了。20世纪中国史学家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追求遇到了空前的挫折。正是在这个艰难的岁月，白寿彝先生开始酝酿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工作。

二、神圣的历史使命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考察白寿彝先生主持编撰中国通史的直接动因。正如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说：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遣论其文也。[9]

章学诚说的是对待“古人”，所指的是“文”和“文辞”，但其间贯穿的有关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对近人和今人、对其他学术产品，应该都是适用的。

白寿彝先生撰写中国通史的想法，萌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70年代升华为一个坚定的信念。对此，他在人们为他举行的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又一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1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他深感编撰一部完整的、能够满足外国学者要求的中国通史，是多么重要、多么紧迫。他还联想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他感受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

1975年，白寿彝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约请一些同行，开始了研究、编撰工作。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稿，并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如基本上不引用原始材料，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表述上力求明确、凝练，等等。不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关注。到20世纪末，此书已是第27次印刷，累计印数达94万余册。目前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世界语等七八种版本，在国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