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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第2页）

总之，史学遗产是史学理论的源泉，史学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史学遗产，不能脱离外国史学的发展及其提出的理论问题。这个认识，在当前的中国史学界，似乎仍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史学理论的研究也不能脱离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史学工作者当前所面临的任务。

三、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同史学概论的关系

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的最后三章是：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当前的主要任务。“史学概论”要讲“当前的主要任务”，这是完全必要的，它反映了史学工作者的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学科建设的关注。但是，讲“史学概论”为什么还要讲“近代史学”、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呢？对此，我曾困惑不解，认为这两章是“史学史”内容，不必放在“史学概论”中来讲授。有的同志跟我有同感。于是，在一次讨论撰写提纲的研讨会上，我讲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更换这两章的内容，如是否可以写一写研究历史的方法等。白先生就我提出的问题，讲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在我们准备编写的这本《史学概论》里，为什么要写近代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这是考虑到我们史学工作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史学工作，离开近代史学不是很远，又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密切相关，认清了这两个部分，对认识当前的史学的面貌和任务很有意义。白先生的这个考虑，这个思想，大家都认为很合理，令人信服。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要不要写？白先生认为，我们讲史学概论，许多方法都包含在理论问题当中，我们主张把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考虑，就不一定专写史学方法一章了。大家也觉得这很有道理，所以《史学概论》一书中没有专讲研究方法的章节，但又确实包含了许多有关史学方法的内容。

至于白先生说的要写出“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的设想，这本《史学概论》在第十章“当前的主要任务”中做了系统的阐述，它论述了“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问题，其中包括个人和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历史经验和历史前途，人类社会和自然条件等内容；论述了“开阔视野，治史修史，不断提高史学水平”问题，其中包括纵观与横观、深与广、普及与提高等内容；论述了“强大史学队伍”问题，其中包括壮大史学队伍的紧迫性，德、才、学、识和创新精神，专业队伍和业余队伍等内容。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显得十分突出，十分重要。

许多年过去了，今天回想起来，白先生关于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同当前的史学工作之关系的见解，可谓卓尔不群而意义深远。近年来史学界关于许多问题的讨论和歧义，不是都跟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评价息息相关吗？我有这样一点认识：越是争论得厉害，越是显得分歧突出，越是感到《史学概论》这两章所阐述的基本思路及有关评价的重要性。近代史学思潮的主流是救亡图存，新史观、新史料、新方法，等等。一般地说，也只有同这个思潮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历史的说明和中肯的评价。同时，中国近代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浩然正气和伟大的爱国精神，是从魏源到顾颉刚几代史学家承前继后所积累起来的，这是史学家群体优秀品质所塑造的，绝非一两个史学家所能做到的。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及其命运，更是同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自然就跟如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走过的道路相关联。它有学步的阶段，有步履蹒跚的历程，有健足攀登的时期，它自身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还有一个显著的、本质的特点，即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历史、现状与未来，不仅在中国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全世界也有巨大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经历过挫折和失误，经受过极其严峻的考验，但它总是沿着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的方向不断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独具的品格、韧性和力量。

究竟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合理的事物，特别是顺乎历史发展趋势和拥有正确发展方向的事物，尽管千回百转，屡经挫折，但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史学概论》在撰写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是我不会忘记的。现在我们见到的《史学概论》第四章“史书的编著”、第五章“史书的体例”，[12]计划中是只写一章即“史书的编著”。白先生把这章的撰写任务交给我，预计写两万字左右。可是，文稿写成后，已达35000多字。我在把文稿送呈白先生前有一个思想准备：文字超过了预期计划，好在白先生可以删节。过了几天，白先生把我叫去，说是文稿写得不错，只是嫌长了一些，删去有点可惜，我看就把它分为两章吧。白先生问我是否同意，我当即表示，完全听从先生对文稿的处置。当时，我内心很是感动；学生有一点可取之处，当老师的都十分爱惜。记得当时白师母牟传吾先生在一旁说：林东，你们老师每天清早四点钟起床给你们修改稿子，劝也劝不住。我听了，一方面心里热乎乎的，另一方面也为白先生的健康担心，那时他已经是73岁的人了。

《史学概论》出版后，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了全国第一个史学概论助教进修班。全国各地的20多个兄弟院校的中青年教师参加了这个进修班学习，他们后来大多成为讲授史学理论的骨干教师，有的已成为研究史学理论的知名学者。

说起《史学概论》这部书，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那就是：宁夏人民出版社多次提出修订再版的计划，但因白先生忙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无暇他顾。1999年夏秋之际，宁夏人民出版社看到多卷本《中国通史》已经全部出版，于是同白先生联系修订事宜。白先生从医院给我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白先生正在审阅《中国史学史教本》的书稿，同时又在筹划推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工作，二是白先生尚在医院中休养，不宜过多加重负担。因此我向白先生表示，等先生把《中国史学史教本》和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两件事安排妥当后，我们再着手修订《史学概论》。白先生认为我这样考虑比较妥当，就采纳了我的意见。可是，我们不曾想到，白先生这次住院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书斋，于2000年3月21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没有来得及留下关于修订《史学概论》的设想和意见，从而也就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现在，当我们重温《史学概论》的时候，一方面会体会它的特点和价值，另一方面也会产生遐想，如果天假以年，白先生会怎样主持这本书的修订工作呢？这个问题，也许就成了我们对白寿彝先生永久纪念的标志之一。

[1]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白寿彝：《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3]指1981年——引者。

[4]白寿彝：《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5]白先生文中说的“这四篇文章”，指的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分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2、3、4期）。

[6]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29～154页。

[7]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8]刘知幾：《史通》，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3～329、329～379、1～27、27～33、273～281页。

[9]参见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10]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11]参见姜义华等：《史学导论》，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12]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