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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建构哲学空间 雕塑思维个性1（第1页）

附录二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1]

——访杨耕博士

记者：杨博士，哲学界公认您的研究领域较广，其中主题又十分鲜明。依我对您的了解来看，您的研究主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意义。能否这样理解？

杨记耕：的确如此。我的研究主题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意义。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和认识唯物史观，重建唯物史观。我的百余篇论文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研究成果凝结为三部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现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现代意义》《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现代意义》。我把这三部著作看作我本人研究唯物史观的“三部曲”。

记者：那么，您追求的理论境界是什么？

杨记耕：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

杨记耕：我的哲学研究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前一阶段注重理论与历史相结合。在我看来，历史离开理论只能是材料的堆积，理论离开历史只能疏于空洞。在学术研究中，最佳选择只能是史论结合。所以，前一阶段我的研究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到马克思主义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再返回到唯物史观。其意在于，把唯物史观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

这一阶段注重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我以为，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哲学必须深入现实，同时超越现实。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能高瞻远瞩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现实，关注这一现实，以哲学的反思性、批判性联系现实，由此引发出对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是哲学工作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目前，我正在准备《东方的崛起》一书的写作。这部著作将以唯物史观的视野，以较大的历史跨度再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其意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

记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极为关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关系的？

杨记耕：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后现代化”国家首先碰到的问题。实际上，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且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公平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公平就是“机会均等”、按劳分配；只要真正实现了“机会均等”、按劳分配，就会使人们感到，他的劳动既是为社会的，又是为自己的，这就能充分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或者说，在实现公平中求得效率。

我们不应当指责由按劳分配所造成的财富差异，相反，应该指责“大锅饭”这种平均主义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锅饭”不仅不是公平，相反，是对公平的破坏，因为在这种体制中，不同的人付出了不同的劳动或代价，得到的却是相同的结果。这就扼杀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导致“有组织的无效率”。从本质上看，“大锅饭”就是毛泽东本人一再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记者：在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人们着墨较多的是文化问题，各种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在您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难题是什么？

杨记耕：从总体上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所谓“内发型”现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发型”现代化则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外发型”。

作为“外发型”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难题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也就是本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惰性；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它又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外发型”现代化的成功，不仅需要把外来的文化因素转化为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转化过程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因此，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传统文化，又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这一难题至今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记者：我注意到，近来，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文章，能否简要地谈一下您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总体看法？

杨记耕：当然可以。如同自然科学产生于自然哲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孕育于道德哲学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社会科学从这种哲学形态中分化出来并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形态，社会科学方法也随之发展起来了。从总体上看，课题设计—资料分析—模型解释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环节，它构成了一个有序的认识操作过程。

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社会科学方法的特殊性：

一是“抽象”方式的确立。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应用实验室方法，只有科学的抽象方法才能深刻地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科学抽象法是正确把握社会，并把社会从观念上再现出来的方式。

二是“理解”方式的提出。与自然运动不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是有目的、意识和意志，经过思考或凭**行动的人。因此，理解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绝对必要。

三是“从后反思”方式的形成。社会关系只有在其充分发展、充分展现后才能被充分认识，所以，研究社会历史只能采取“从后思索”的形式，即从社会关系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去“透视”历史，通过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社会运动。

记者：您的见解确实深刻。但这里有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点是什么关系？

杨记耕：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点，都是对历史认识特殊性反思的产物。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因而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一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使历史认识论研究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困难。能否认识历史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似乎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马克思的“从后思索”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对这一猜想的不同解答，二者都属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念。

但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念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认为，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化为无，而是以浓缩或萎缩、“残片”或发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从后思索”就是通过现实社会“透视”以往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克罗齐则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活着的人，而且为了活着的人的现实利益去重建死者的生活，不存在客观历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器”和“显示尺度”，“从后思索”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实践的“格”，以及由实践的“格”升华的思维的“格”；克罗齐则认为，过去历史同当代生活的“对流”，只是以史学家或哲学家的主观精神为媒介。

最后，马克思认为，“从后思索”是通过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克罗齐则认为，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社会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

记者：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同志介绍，您正在主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课题研究。您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

杨记耕：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伟大思想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意义，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困境，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价值凸显出来了，人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这一理论。邓小平的“开放世界”思想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的“反射”和回响。

记者：我读过您的关于邓小平的“开放世界”思想的论著，有新意也较为深刻。我也知道，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西方思想界誉为“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但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研究的论著极为少见。您能否介绍一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