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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2页）

我以这样一种理论结构，企望从多维视野中把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展现我对唯物史观的一种新理解。

本书无意构造体系。实际上，马克思也没有留下一本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体系的专著。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体系，而是观点。全部问题在于，要依据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去研究、理解、挖掘、深化唯物史观的观点。这是重建唯物史观的实质。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距今已经150年，已经“过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而且是一种无端的“傲慢与偏见”。

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真理性。“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它仍然是真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都不能违背阿基米德定理。如果违背了这一原理，无论造出的船多么“现代”，也必沉无疑。

实际上，一种理论所依据的材料和它的观点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材料永远是具体的，但从对它们的研究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方法，却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于19世纪中叶，但由于它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根本——物质实践及其规律，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将真理之光辐射到社会的各个侧面、层次和环节，形成一个思维整体，因而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而其他社会理论只是从社会的某一侧面、层次、环节，未能从根本上、总体上把握社会及其本质，因而总是处在不断地一派否定另一派的过程中，如同“走马灯”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对历史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15]。应该说，萨特的这一评价是公正而真诚的。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所以“不可超越”，并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有关现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因为它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

唯物主义历史观“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16]。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

我们只能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从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有关现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是自己对唯物史观“本性”的无知。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学说，如同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

中国有句俗话：“盖棺论定。”其实，历史长河中的许多人及其学说未必都是如此。有的人及其学说可以“盖棺论定”；有的人及其学说还未“盖棺”就已“论定”；还有的人及其学说在后人那里引起连绵不绝的历史反思，得到跨世纪的回响，马克思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命运就是如此。一个半世纪以来，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持续不断，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不断地得以重建和发展。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浮士德》中两行著名诗句：

浮光只图炫耀一时，

真品才能传诸后世。

[1]转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2][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

[15][法]萨特：《对于一种方法的探求》，英文版，2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