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社会研究方法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分析的统一。作为知识生产,方法是分析社会的手段,形成关于历史的某种观点;作为知识分析,方法是概念内在关系的分析,是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
我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问题的。例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同时又是方法,即社会有机体分析法。列宁就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这种方法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机体。唯物史观把社会看作“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这一观点因此就蕴含着结构分析法、同构分析法、再生产分析法、自然—他律分析法、总体—要素分析法、基础—新层次分析法以及“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分析法。这本身就是一个方法系统。
记者:那么,您如何看待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基本内容?
杨记耕:从现代的知识结构来看社会科学方法系统,它们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抽象系统,这是揭示社会“是什么”,并把社会运动规律逻辑地表述出来的方法;二是科学解释系统,这是对“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是对社会系统及其事件、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方法;三是科学实证系统,这是对上述的抽象和解释进行检验的方法。只有在具备抽象、解释和实证三大方法系统后,社会科学方法才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科学方法。然而,我们目前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探讨还停留在科学抽象系统上。实际上,这只是社会科学方法的组成部分之一。
记者:您如何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
杨记耕: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范式”的并存、对立和交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范式本身就属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从总体上可以把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划分为八种“范式”:(1)实证主义的范式;(2)解释学和人文主义的范式;(3)社会唯实论的范式;(4)社会唯名论的范式;(5)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6)社会生物主义的范式;(7)社会活动论或行为科学的范式;(8)唯物史观的方法范式。
唯物主义历史观方法范式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从实践出发来理解社会历史,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形成一种“核心发散式”的社会研究方法,这就是从社会的核心、本质、深层结构向外层及其各个侧面、各种关系发散。而其他方法范式只是抓住社会的某一侧面,并把其他侧面、其他关系一切归结到这一侧面,本质上属于“局部收敛式”的社会研究方法。当然,从某一方面来研究社会是必要的,因而其他方法范式系统又是局部合理的。
实际上,现代社会科学方法都可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中找到萌芽或源头,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唯物史观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即物质实践及其规律,并从这一根本出发自然会辐射到社会的各个侧面、关系、环节中,从而形成一个思维整体;而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其他流派则从社会的不同侧面出发,并把其他侧面、关系归结为这一特定的侧面,因而它们的联系运动,不断地相互否定才构成思维整体。肖前教授对此评价道:“这是对唯物史观方法的科学性极其简要而又十分准确的概括,同时又是对现代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中肯而又切中要害的批判。”
记者:您在开始时提到探寻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现代的理论生长点问题,在您看来,唯物史观的理论生长点是什么?
杨记耕: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现代的理论生长点是历史认识论。这是因为,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具体展开、详加探讨的问题,或者说是以萌芽、胚胎形式包含在唯物史观中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这一问题又是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所突出的问题,即“热点”问题。其三,现代实践以及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思维科学等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正在撰写的《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现代意义》就是力图建构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
记者:可是,通常认为,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
杨记耕:不能这么说。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确没有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转向历史认识论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给认识历史带来了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并使建构历史认识论具有必要性。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分析,历史本体论如果与历史认识论“绝缘”,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
对哲学史、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人们认识客体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批判。换言之,研究重心从历史本体转向历史认识论完全符合认识规律。在我看来,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却意味着它的成熟。
记者:那么,构成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研究方法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理论基础,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特征是什么?
杨记耕:统一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实践观。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而认识活动在本质上是实践活动的内化和升华。从根本上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实践本体论。抽去这一点,唯物史观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
记者:目前,您最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说,理论兴奋点是什么?
杨记耕: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九死一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由此引发对民族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是哲学工作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在我看来,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玄思,它必须关注现实,将理论触角伸到现实的深处。现代化运动是当今中国最基本的现实,我们应为之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将是我和陈志良合著的《东方的崛起》。这部著作将以较大的历史跨度再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其意在于:让历史告诉未来。
记者:您的理论研究确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您追求的理论境界是什么?
杨记耕:一言以蔽之,建构理论空间,雕塑思维个性。
[1]这是《哲学动态》记者李立新老师1994年对我的采访录,它准确地反映了我当时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这一理解与我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在根本上和总体上是一致的。所以,我把这篇采访录作为本书的附录一。这篇采访录发表在《哲学动态》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