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三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第1页）

三、叶适的“史法”之议和朱熹的读史之论

叶适论“史法”、朱熹论读史，都包含了史学批评的思想和方法，且亦各有特色。

叶适在他的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中，有许多关于“史法”的议论，并对《春秋》、《左传》、《史记》以下，至两《唐书》、《五代史》，均有所评论。叶适反复论说，董狐书赵盾弑君事、齐太史书崔杼弑君事，是孔子作《春秋》前的“当时史法”，或称“旧史法”，但孔子也有所发展。他认为：

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罚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久矣。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107]

他根据这个认识，提出跟孟子不同的见解：“《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叶适的这个见解趋于平实，不像儒家后学或经学家们赋予《春秋》那么崇高而沉重的神圣性。

叶适“史法”论的另一个要点，是批评司马迁著《史记》而破坏了“古之史法”，并殃及后代史家。通观他对司马迁的批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司马迁述五帝、三代事“勇不自制”，“史法遂大变”。第二，司马迁“不知古人之治，未尝崇长不义之人”，故其记项羽“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108]。第三，司马迁“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而妄，岂以起闾巷为天子必当有异耶”，这是“史笔之未精”；至《隋书》述杨坚“始生时‘头上角出，遍体鳞起’”，足见“史法之坏始于司马迁，甚矣！”[109]第四，以往《诗》、《书》之作都有叙，为的是“系事纪变，明取去也”，至司马迁著《史记》，“变古法，唯序己意”，而班固效之，“浅近复重”，“其后史官则又甚矣”，可见“非复古史法不可也”[110]。第五，“上世史因事以著其人”，而司马迁“变史”，“各因其人以著其事”[111]。像这样的批评，还可以列举一些出来。

叶适的“史法”论及其所展开的史学批评，可以说是是非得失两存之。他论《春秋》存古之史法，大抵是对的。他批评司马迁破坏古之史法，主张“非复古史法不可”，是不足取的。因限于篇幅，不一一剖析。但叶适指出史书述天子往往有异相实未可取，还是对的。

要之，叶适的“史法”论，大致涉及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史家的史笔或曰书法；二是史书的内容之真伪；三是史书的体裁；四是史家褒贬的尺度；五是史家是否应有独立的见解。这些，在结合史学批评方面，有的论述较多，有的论述较少；而对于批评本身，都是要做具体分析才能判定其价值的。但这并不影响叶适在史学批评之理论上的贡献，即他对“史法”这个范畴的重视，并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在这个问题上，叶适是在刘知幾到章学诚之间架设了理论上的桥梁。

朱熹论读书，讲到读史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12]这话，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思想，可以作为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看待。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伦理”？朱熹论《春秋》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庄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他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载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首便讲到了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都讲到了。从《春秋》经文来看，这里有的说法比较勉强，有的说法也还存在着争议，姑且不去论它。这里要说明的只是：所谓“大伦理”，当是指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几层关系基础上的大是大非。朱熹还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113]这或许就是他认为的“伦理”中之“大”者。他反对经学家把《春秋》“穿凿得全无义理”的做法。王夫之也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世衰道丧之日，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未有无父子得有君臣者也。”[114]这是历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伦理”。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机会”？朱熹没有明说。他论读史时还讲过下面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大机会”或与“大机会”有相近的含义：“人读史书，节目处需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遗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115]他又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一段，邓禹初见光武一段，武侯初见先主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116]显然，在朱熹看来，这几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契机，带有转折性质的。朱熹论三国形势，可以看作是“大机会”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脚。他说：曹操认识到“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但却被袁绍抢先了一步，以致“后来崎岖万状，寻得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着”。故曹操终究不失为能够把握“大机会”的人物，“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117]。孙、刘虽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以此一度成鼎足之势，也还是可以称得上能够抓住“大机会”的政治家。

朱熹说的“大治乱得失”，比较容易理解。他说：“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知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118]《史记》揭示了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而《春秋》却并不“说破”，是寓其义于史文之中。其实《春秋》文字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朱熹有时也离开具体的史书而讲他自己对于治乱盛衰的认识，如说：“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自是弊坏。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119]这话，似更能说明他讲的“大治乱得失”的含义。

总之，可以这样说：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篇章写出了大机会。这是他对有关史书在这方面的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在北宋和南宋，跟这种认识相同或相近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朱熹有更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