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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史学的多方面成就（第1页）

第五节史学的多方面成就

《史记》、《汉书》是秦汉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巍巍双峰。其流泽所布，历尽中国封建社会史学而未竭；其精华所在，直到今天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它们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史学名著。

除《史》、《汉》以外，秦汉时期的史学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成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淮南子》）。[130]《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杂家”，认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这说明它们讨论的内容，表面看来驳杂，但其主旨却很明确，即“国体”和“王治”。它们都是大一统历史局面形成、发展中的精神产品。关于这两部书的性质，刘知幾早有评论，认为它们“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131]。在他看来，它们也是“史氏流别”之一。刘知幾的看法是对的，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则尤其如此。因为这两部书汇集了从而也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神话传说、旧史佚文、前人遗语，以及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历史知识不是以系统表述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社会运用的形式出现或历史思想的形式出现。这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先秦、秦汉的史学在这方面都各有成就。史家称说吕不韦主持著《吕氏春秋》“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132]；而刘安向汉武帝“献所作《内篇》[133]新出，上爱秘之”[134]，“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135]等，皆不无道理。

——《楚汉春秋》9篇，西汉初陆贾撰。班彪《太史公书》“后篇”略论说：“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这是当时记述楚、汉间史事唯一的一部著作，是那时的当代史。司马迁《史记》述楚、汉间事“专据此书”，唯个别史事略有不同。[136]故原书虽佚，尚可从《史记》中见其梗概。陆贾思想，已如前述。其所著《新语》12篇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史论和政论，在推动汉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制定基本国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贾谊、晁错所撰史论，“皆有益军国，足贻劝戒”[137]，是以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运用于政治决策的佳作，已如上述。

——《盐铁论》60篇，后人合为10卷。西汉宣帝时人桓宽撰。本书以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的“盐铁会议”为内容，记述了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各郡国应诏之贤良文学士就盐铁、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所进行的激烈辩论。全书以双方论难的形式写成，行文流畅、优美，历来被认为是优美的文学作品。然通观其辩难之所及，不独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诸政策，更包含了广泛的历史内容，时代涉及上古、周秦，人物论到商鞅、晁错等，且认识多抵牾，评价颇殊异。因此，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部历史评论著作。桓宽，《汉书》无传，其事迹略见于《汉书》卷六十六赞语。班固说他撰此书，“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138]。这两句话对《盐铁论》的思想和形式做了很好的概括。

——《别录》和《七略》。西汉成帝时，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受诏校理皇家所藏经传、诸子、诗赋等书，任宏、尹咸、李柱国分校兵书、数术、方技。每校理一书完毕，刘向都“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向死，哀帝复命向子歆继其事。刘歆乃将其父所录别集成编，号为《别录》。他又在此基础上“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139]《别录》和《七略》的产生，是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大事，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基础。《别录》多已散佚，从今存的遗篇中，还可以窥见刘向校书的方法和治学风貌。《七略》作为古代第一部完备的学术史著作，经班固“删其要”编为《汉书·艺文志》，而存其大体，流传至今。

——《风俗通义》31卷[140]，今存10卷[141]，东汉末年应劭撰。其自序称：“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为政之要，辩正风俗，其最上也”[142]，今存10卷为皇霸、正失、愆礼、过誉、十反、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泽10目，以记述历代风俗礼仪为中心，上至考察古代历史，下至评论时人流品，旁及音乐、地理、怪异传闻等。卷各有序，卷内列目，又颇多按语，考其由来，论其是非，阐发作者主旨，即论正风俗，以明义理，起“移风易俗”——厚民风而正国俗的作用。这是应劭的卓识。范晔称其书“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话虽不错，似未明其深意。应劭生活于汉灵帝、献帝年间，官至泰山太守，还著有《汉官礼仪故事》、《中汉辑序》等书，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143]其《风俗通义》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内容丰富的风俗史专书，在史学上有重要的价值。

秦汉时期史学的成就，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所著录的，还有《奏事》20篇（原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汉著记》190卷（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汉大年纪》5篇等。见于《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的，还有《吴越春秋》12卷，赵晔撰，书今存10卷[144]；有《汉灵、献二帝纪》3卷（原注：“汉侍中刘芳撰，残缺。梁有6卷”）；有《汉皇德纪》30卷（原注：“汉有道征士侯瑾撰。起光武，至冲帝”）等。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考证，两汉时还有秦人所撰《秦记》流传；清人钱大昕撰《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撰《补后汉书艺文志》等，对秦汉史著颇有罗列，虽嫌烦琐，且未尽合理，但钩稽排比之功不可没。对于这些，不一一列举。

综上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在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有通史，有皇朝史，有学术史，有风俗史，有历史评论，有起居注，等等。此外，王符（约85—162）所著《潜夫论·志氏姓》篇和应劭所著《风俗通义·姓氏》篇[145]，开姓氏之学的先河。更重要的是，桓谭（约公元前20—56）、王充（27—约97）、王符、仲长统（180—220）等唯物思想家相继而出，他们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的抨击，在秦汉时期历史思想的发展上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所有这些，表明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大约440年的大一统历史形势下，已经摆脱了先秦时代开始兴起时的幼稚面貌，变得雍容雅步了。

[1]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一书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

[2]《毛诗正义·小雅·北山》，《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3页。

[3]《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4]《荀子·非十二子》，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7页。

[5]有的研究者忽略这一点，而在“王者孰谓”上反复辩诘，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忽略“大一统”思想的价值，似为未妥。参见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

[6]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220页。

[7]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0页。

[8]《吕氏春秋·不二》，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8页。

[9]《吕氏春秋·执一》，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69页。

[10]《淮南子·原道训》，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1]以上均见《淮南子·要略》，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0、711页。

[12]关于董仲舒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一说，其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约卒于公元前106年。

[1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73页。

[14]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15]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二《玉杯》，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页。

[16]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顺命》，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3页。

[17]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四十一《为人者天》，苏舆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9页。

[18]《汉书·淮南王安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按：《内篇》即《内书》21篇，亦即后人所称《淮南鸿烈》。

[19]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第四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周桂钿：《董学探微》第十三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20]以上均见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5～373页。

[21]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52页。

[22]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52页。

[23]《新语·术事》，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7页。

[24]《新语·无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页。

[25]《新语·无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

[26]《新语·辅政》，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页。

[27]贾谊著有《新书》56篇，“新编诸子集成”录有今人的点校本。晁错撰述，后辑为《晁错》31篇；亦作《朝氏新书》3卷，唐初已不存（分别见《汉书·艺文志》法家类、《隋书·经籍志三》法家类），今仅存《举贤良对策》等8篇佚文，散见于《汉书》的《晁错传》、《食货志》、《荆燕吴传》。

[28]贾谊：《新书·时变》，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