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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北史散论1（第1页）

《南史》《北史》散论[1]

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著的《南史》80卷、《北史》100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史”中有一定影响的两部史书。这两部书是隋唐时期统一的政治形势的产物，并为这个统一的政治形势服务的。但因《南史》多出于《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北史》多取材《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故一千多年来，论者蜂起，议论横生。然而，无论是宋人的称道，还是清人的指摘，均未就《南史》《北史》的撰著者的著述思想和旨趣作深入的讨论。基于此，本文试图就李延寿所著《南史》《北史》的思想渊源、政治倾向及前人对《南史》《北史》的评价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继承了他父亲李大师的遗愿。从这个意义来看，《南史》《北史》的著述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李大师（570—628年）[2]曾多年仕隋，隋亡后入唐。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南北朝对立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他20岁那年（589年），隋皇朝统一全国，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局面。继隋而起的，又是统一、强盛的唐皇朝。正是这种由分裂、动乱走向统一、安定的重大的历史变动，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繁荣兴盛的局面，也给当时的史学以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对于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反映和肯定。李大师无疑是受到了这个历史环境的影响的。

李延寿回忆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3]这一段话，概括了李大师对于历史著述的主要旨趣。第一，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惯例；第二，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本国详、他国略的通病；第三，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因种种偏见而造成“往往失实”的缺陷。总之，他的这些主张，贯穿了天下统一的思想，因而他打算“编年以备南北”，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贯通南北朝史的著作。

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隋炀帝时，郞茂撰《隋诸州图经集》100卷[4]，崔赜等撰《隋区宇图志》250卷[5]；唐太宗时，诏令大臣和史官撰写“五代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6]与《晋书》[7]，都是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才能做到的。房玄龄、褚遂良在其主持修撰的《晋书》的30载记中，只说僭伪，而不强调华夷，这与南北朝时期史书，北以南为“岛夷”、南以北为“索虏”的对立态度不同，而反映了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李大师是隋唐之际人，卒于贞观二年（628年）。其时，不独《晋书》远未撰成，就是“五代史”亦尚未着手编写，足见李大师这种明确的倾向统一的思想是很难得的。

《北史·序传》说，李大师虽早有“编年以备南北”的志向，但直到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他才“俶装东归”，“因编辑前所修书”。可惜这项工作只进行2年，李大师就去世了。临终前，他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

李大师“以为没齿之恨”的这件工作，在他死后30年左右，由他的儿子李延寿完成了。

李延寿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曾在颜师古、孔颖达手下从事著述《隋书》的工作；其后又与令狐德棻等参与《晋书》《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的修撰工作，因而得以接触皇家图书馆所藏图书，“推究”“披寻”南北朝各代史书。李延寿“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乃拟司马迁《史记》体例，编写《南史》和《北史》，“始末修撰，凡十六载”，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著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8]。他在《上〈南史〉表》中报告了这两部书的撰述情况：

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按：应为二百三十三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级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见。虽则疏野，远惭先哲，于披求所得，窃谓详尽。[9]

这里，李延寿把《南史》《北史》的断限、卷帙、体例、著述过程、编撰方法等，都叙述得十分明白。李延寿著《南史》《北史》的方法，首先是“抄录”，其次是“连缀”。所谓“连缀”，就是改写。改写的过程中，有删节（“除其冗长，捃其菁华”），也有增补（“鸠聚遗逸，以广异闻”）。

李延寿著《南史》《北史》，在体例上采用纪传体（“以拟司马迁《史记》”），改变了他父亲李大师打算作编年体的计划（“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但是，在著述宗旨上，他是完全承继了李大师的倾向统一的思想的。

二

如前所述，《南史》多出于《宋书》等四史，而《北史》则多出于《魏书》等四史。但是，《南史》《北史》绝非一般地抄撮八史；它们出于八史，又不同于八史。从著述者的思想倾向来看，这个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南史》《北史》的倾向统一的思想，这是八史当中除《隋书》而外其他诸史所不能企及的[10]。

首先，《南史》《北史》从全国统一的思想出发，取消了所谓《岛夷传》和《索虏传》的习惯做法和传统称谓，而另立有关篇目。如沈约《宋书》于北魏历史立《索虏传》（《宋书》卷九十五），萧子显《南齐书》于北魏历史立《魏虏传》（《南齐书》卷五十七）；同样，魏收《魏书》于南朝历史则立《岛夷传》（《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卷九十八《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他们各自都以自身为中国的“正统”，而不承认对方是“正统”。从政治观点来看，这固然反映了南北朝统治者的互相对立的情绪；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无疑也表明了南北朝时一些史家因受着种种偏见的影响而缺乏“大一统”的思想和气魄。《南史》《北史》的撰述者李延寿一反南北朝时的旧有传统，于北魏、北齐、北周历史立“本纪”，于宋、齐、梁各朝历史亦立“本纪”，而一概取消了“岛夷”和“索虏”的错误称谓。这种不再强调华、夷界限的做法，不仅在政治上反映了天下一家的统一局面，而且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可见，李延寿“编次别代，共为部秩”的著述方法是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的。

其次，南北朝时期人们作史，因多所避讳而成曲笔者甚多，《南史》《北史》则因避讳较少、照实直书而基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如魏收著《魏书》，“正在齐文宣（按：即高洋）时，故凡涉齐神武（按：即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当时已谓其党（北）齐毁（西）魏，褒贬肆情”，所以赵翼认为魏收的《魏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11]。李延寿《北史》对此则多有改正。又如，沈约《宋书》讳齐高帝萧道成名，而书为“公齐王”“太傅齐王”；《南史》则不加避讳，直书其名[12]。《梁书》和《陈书》虽是唐初姚思廉撰，但其部分史稿系继承其父姚察旧草，而姚察又因是据梁、陈史官所录，未及细细推究，回护之词往往掺杂其间，亦成曲笔。李延寿《南史》一般都直书其事，改正颇多。例如，《梁书》对临川王宏大加褒美，称赞他“性宽和笃厚，在州二十余年，未尝以吏事按郡县，时称其长者”[13]。《南史》则揭露临川王宏是一个品行低劣，“以介弟之贵，无佗量能，恣意聚敛”之徒[14]。对于《陈书》，《南史》虽无明显增删，但改曲笔为直书者尤多，“使奸恶不能藏匿，此最有功于《陈书》”[15]，等等。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有关部分即多采《南史》所记。以上这些情况，固然是由于李延寿撰写前代历史，与前人相比，顾忌较少有关；但也与他通观全局、总揽南北的著述思想分不开。

再次，《宋书》等原八史列传，均以皇朝断限，《南史》《北史》列传则打乱南、北皇朝的界限，以家族为中心立传。这就是王鸣盛所说的“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王鸣盛对此进行激烈的批评：“八代逐代各断，不宜牵连。延寿书各传中，于一家父子兄弟子姓及其后裔历仕各代者，辄连述之。不以各代为限断，而以各家为限断，恶乎可？！”“其所以以家断不以国断者，总以迁移见长耳。不知此国史，非家乘也，何为必以一家贯数代乎？！”[16]又说，这种做法，“使国史变作家谱，最为谬妄。……方叙魏人，忽入隋事；欲观周传，偏涉齐朝，使读者左顾右盼，颠倒迷惑。且似将齐、周、隋人皆提入魏，魏太饱，齐、周、隋太饥，殊非著述之体”[17]。王鸣盛的这些指摘，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的确是《南史》《北史》的一个缺陷。当然，这个缺陷的主要之点，还不是什么“太饱”“太饥”及“左顾右盼”之类，而是这种“家谱”式的列传，恰是魏晋以来士族政治的需要。应当说，《南史》《北史》列传确是承袭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谱学发展的遗风。它的这个缺陷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仅仅指出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李延寿之所以作这样的处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连缀”），是为了实现他父亲的遗愿，即贯彻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的宗旨，把南北朝各朝历史贯穿一气。因此，他在编写《南史》《北史》列传时，不以朝代断限，而是把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各看成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唯其如此，才出现了所谓“家谱”“家乘”式的列传。我们在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有把从李大师到李延寿的著述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深窥撰者的本意，从而对问题做出全面的、恰当的评价。王鸣盛指摘李延寿“立意为人作家传”，甚至认为“如此作史，无理取闹而已”[18]，未免失于偏颇，有些过分了。

最后，李延寿从统一的思想出发，不曾着力记述南北战争的详细经过，而只是简括地勾勒这些战争的情形。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使人们对一些重大战役无从作深入的分析。但李延寿这样处理南北关系，也并非毫无道理。赵翼指出：“盖延寿叙事，专以简括为主，固不能一一详书。且南北交兵，各自夸胜讳败，国史固各记其所记。延寿则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惟恐照本钞誊，一经核对，则事迹多不相符故也。”又说：“两国交涉处，一经校对，辄多罅隙，宜乎延寿之不敢详书也。”[19]作为一个史家，未能弥补这些“罅隙”，固然是一件憾事，但李延寿能居高临下来简述南北交兵的情况，还是应该给予适当肯定的。

以上这些，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李延寿倾向统一的思想。如前所述，这个思想是由李大师首先提出的；李延寿著成上下连贯的《南史》《北史》，卒以“追终先志”，完成父业。这是他对唐代史学做出的贡献，也是他留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主要业绩。

三

自《南史》《北史》问世后，一千多年来，人们对其提出了各种见解。

《崇文总目》说：唐高宗很称道《南史》《北史》，并亲自为之作序，但该序今已不存[20]。刘知幾认为《南史》《北史》综数代为一书，“其君臣流例（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21]。但他批评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史记家”“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22]。他的这个批评当然也就把《南史》《北史》包括在内了。

最初以《南史》《北史》与《宋书》《魏书》等八史相比较并对《南史》《北史》给予明确的肯定的，是《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他们认为：《南史》《北史》“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23]。大史学家司马光更是高度地评价了《南史》《北史》，说它是“近世之佳史”，“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他还认为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其相比拟[24]。晁公武指出：《南史》《北史》“删繁补阙，过本书远甚”[25]。陈振孙则完全赞同《新唐书》的评论[26]。所有这些，说明宋人对《南史》《北史》的评价是很高的。他们都能从大处着眼，从全书的总体上来评论《南史》和《北史》，这是很可取的。

清人对《南史》《北史》的研究，一般地说比宋人细致得多。赵翼对《南史》《北史》增删旧史作了系统比较和分析，结论是《南史》《北史》“得史裁之正矣。宜乎宋子京（宋祁）谓其‘刊落酿词，过于旧书远甚’也”[27]。又说：“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隐括之，以归简净。”[28]他对《南史》《北史》的许多批评意见是比较中肯的。钱大昕对李延寿《南史》《北史》的批评，平心静气，严而不苛，使人心悦诚服。如他批评李延寿“好采它书，而不察事理之有无”[29]，不免失实；“延寿杂采它书，传闻异词、彼此多不相照也”[30]；“延寿别采它书益之，未可尽信”[31]；“《南史》所采异闻……皆旧史所无，未可尽信”[32]；等等。钱大昕主要是批评李延寿“好采它书”“传闻异词”，而每一论断都列举事实，以理服人。赵、钱二人的许多见解，对研究《南史》《北史》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此外，王鸣盛指摘《南史》《北史》说：“其书疵病百出，不可胜言。《新唐书》云‘颇有条理’，愚则谓其甚少条理；又云‘删落酿辞’，愚则谓其删落处不当而欠妥者十之七八；若云‘过本书远甚’，则大谬不然。耳食之徒，踵此瞽说，几疑本书可废，遂令魏、齐两史（按：指《魏书》与《北齐书》）残阙甚多，致后人反用《北史》补之，岂非为《新唐书》所误乎！”[33]这种既把《南史》《北史》一概否定、又把前人对《南史》《北史》的评价一概否定的论点，显然是欠妥当的。他甚至认为：“李延寿之作史，信手挦扯，忽删忽存，都无义例，史法大乱矣，尚可称史邪！？”[34]这种苛刻的指摘，进而发展为破口大骂：李延寿“学浅识陋”，“李延寿书法全乱，信手涂抹，体例无定，草率成书”[35]，“李延寿执笔修史，而昏谬如此，此亦妄人也已矣！”[36]“郑樵诋班固剿袭《史记》，不以为耻，樵妄人也，固岂不能自撰者？！若李延寿则真无耻矣！”[37]偏见并不等于真理，激烈的言辞也不能代替严肃的学术批评。王鸣盛批评《南史》《北史》，不无正确之处。但若批评近乎辱骂，那么，这种批评就难以成为公正的批评，因而也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了。王鸣盛对李延寿及其所著《南史》《北史》的指摘未免太粗暴、太不公正了。

我认为在评价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予以注意的。

第一，应当肯定其倾向统一的著述宗旨。

《新唐书》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