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选文 关于招贴法的辩论（第3页）

西蒙斯先生一开始讨论问题就提出了令人折服的论证。显然，他在司法部还是个新手。

司法大臣先生说，招贴是张贴在街道和广场上的，因此，“首先必然确定街道和广场的用途是什么！！”

不错，里德尔先生值得感谢地确定了招贴的“用途”和“真正的词义”。可是，问题决不在于此，相反，而是在于“街道和广场的用途”。正是在这上头，司法大臣博得了千古不朽的荣誉。

在这个议院中，人们居然郑重其事地争论街道和广场的用途，争论只有小学生才感到深奥的语法疑难等问题，试问，能够设想还有比这个议院更好的小学校吗？

那末，“街道和广场的用途”究竟是什么呢？

用途就是：街道……不“能用于任何私人目的或公共目的”。因为“街道……的这种用途不能得到证实！！”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国要有一个所谓的司法大臣——原来是要他给我们做这样意义深刻的解释。的确，现在已很清楚，为什么西蒙斯先生没有好意思向议院作自我介绍。

自然，在听了这些卓越的思想以后，大臣演说中的其他内容就丝毫不值得注意了。西蒙斯先生装作在法国法学方面博学多识的样子，把他以前担任检察官时一些久已忘怀的往事追述了一番。然后说了诸如此类的一些话：

“对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必须〈！〉给予肯定的回答，鉴于有人在这里表示〈！！〉怀疑〈！！！〉，至少〈！！！！〉我的意见〈！！！！！〉是这样。”

最后，西蒙斯先生居然打算“批准限制招贴的法律基础”。

批准基础！西蒙斯先生，您从哪里学来的这种用语？

在里德尔和西蒙斯两位先生发表了这么绝妙的演说以后，我们自然也就不能再来谈贝伦茲先生在他们之后所作的发言了。贝伦茲先生正确地感觉到禁止招贴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但这种思想他发挥得很不够。

一般辩论结束了。赞成enbloc〔整个地〕否决法案的是一百五十二人，反对的也是一百五十二人。顺便说说，左派当中，科伦的吉尔先生无故缺席。要是吉尔先生出席了的话，法案就会被全盘否决。所以，法案部分通过，应该归功于吉尔先生。

关于草案的各别部分的讨论，我们不去谈它了。讨论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就是对书贩建立了警察监督。

对此，书贩可以向吉尔先生表示感谢！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4月21和23日

载于1849年4月22和27日“新莱茵报”第279号增刊和第283号

本文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18—530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年8月第一版第6卷（注：1995年版的本文部分截至本书编选之日尚未出版，因此使用1961年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军事理论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经济支持。马克思逝世之后，他将马克思遗留下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这一工作也是出版史上重要的大事。他和马克思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共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他除了与马克思合撰著作外，他还著有《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

1849年3月12日，在1948年的三月革命中被驱逐，但在年底复辟浪潮中卷土重来的普鲁士王权政府向议会提出了三个议案：俱乐部法、招贴法和出版法。主要的内容便是要对境内的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权利实施严厉管制。其中，招贴法旨在阻止招贴的传播，以防止“煽起特别是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三项议案的提出，显示了普鲁士王权政府重新归来之后，试图全面收紧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根据其中的规定，警察有权在邮政局或编辑部没收他们不喜欢的报纸，甚至可以侵入民宅搜查；对国王不敬者，最高可以判处五年徒刑；一切会议必须在召开前24小时提出申请，凡因意外的重大事件而举行的紧急会议一律禁止；俱乐部的活动必须向地方当局提出申请并履行多种手续；露天集会、示威游行由于实行的是议会制，法律的通过是需要通过各方的一系列的“平等”辩论以达到“公理自明”的目的。在1849年4月13日这一天，招贴法也进行了辩论，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这篇《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便是针对这个辩论的实时记录，他也分别对双方观点中的谬误进行了批驳，并在其中阐明了他的关于出版自由的观点。

在第一部分中，恩格斯首先还原了当时会议的辩论现场，其中，左派的代表反对招贴法通过，但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反对并不是对于出版自由的真心维护。其中左派的代表人物卢普在辩论中说道，“世上多几张或少几张招贴，对于我们反正〈！〉都是一样”，另外，他给出的关于“我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德国人乐意服从领袖”等五项证词，以及反对书报检查制度这些证词，都是“老生常谈”的。辩论上显得软弱无力，也可以看出，他辩论的核心也并非落在出版自由上，也没有足够的斗争性。恩格斯在文中指出：“卢普先生所关心的，是‘使那部分’还没有跟曼托伊费尔沆瀣一气的‘居民感到心安’！”随后，恩格斯又对招贴进行了说明，按照我们的理解，恩格斯认为，招贴也是一种出版，其作用是：“捍卫‘街头文学’，特别是捍卫工人享受免费文学的权利，而招贴则是免费文学的一种。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糊其词，而应该公开地维护这种权利。”因此，招贴本身就是一种捍卫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权利的一个有力方式。

在第二部分，议会的右派则支持当局的招贴法，右派的代表人物德尔，他对招贴法辩护的逻辑是：“招贴照例只是用来煽起**，煽起特别是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或复仇的火焰……因此，招贴照例是和它自己的名称完全对立的。所以招贴的使用往往变成滥用……”他认为招贴必须禁止，因为招贴往往是被“无知群众”滥用的。恩格斯则鲜明地表达了招贴对于无产阶级工人的重要意义，他敏锐地指出：“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一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中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能在这里同时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人，跟这些人讨论招贴的内容；简而言之，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而这些内容都是右派所不喜欢的，也不能容忍的。恩格斯针对德尔的演说，进行了一步一步的剖析和辩驳，他在文中又对于出版自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敏锐地发现，政府虽然常常以民众不成熟为借口来反对出版自由，但其背后的原因是害怕民智开化，实行一种愚民政策以达到统治效果。在文中，恩格斯还提到了，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的三角联盟认为，无产阶级方面的危险是最大的。因此，手握大权的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消灭这一危险，“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

在这次辩论中，左派比较软弱，还有人无故缺席，导致了招贴法以赞成：反对=1∶1的比例通过了。恩格斯用这样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关注，对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给予了无情鞭挞。对于以招贴这一出版形式的出版自由给予了肯定，并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毕竟，禁止招贴就无法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公民的基本出版权益，并且此项内容正是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他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出版言论方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恩格斯也是要借此文为无产阶级呼吁，捍卫无产阶级最低限度的发言和信息交流的自由，为无产阶级继续向专制斗争，继续努力和呐喊。

（王剑飞）

[1]古斯达夫-阿道夫同盟（于1832年创立）是一个为帮助德国天主教地区的基督教团体而建立的宗教组织。曾在科尼斯堡担任牧师的卢普因批评教会的教义而被革职，1846年被开除出这个同盟。——第519页。

[2]原文在此处用了一个难以译出的双关语：lidlich（有教化的）系由Lide（“光明之友”意即教化主义者）一字变来的。

[3]“光明之友”是1841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性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基督教教会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所谓的“自由协会”。

[4]引自普鲁士国歌。

[5]阿塔·特洛尔是海涅的同名长诗中的主角熊的名字。诗中许多地方，特别是第7章，谈的都是厌恶人类的熊对人们嘲笑的憎恨。

[6]即巴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