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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1（第1页）

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1]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以同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两人。一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二是跟他的时代相距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古代史学成长时期产生的两部巨著，它们奠定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同时开“二十四史”之先河，成为纪传体史书的杰出的代表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时期出现的浩大的史学工程之一，成为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往往被用来作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一般读者，甚至历史学专业工作者都难以遍读；即使是与《资治通鉴》内容相关的“十七史”，尽读亦属不易。《资治通鉴》就不一样了，不仅卷帙少得多，而且全书贯穿一气，是一般读者能够通读下来的。岳麓书社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要和专业工作者研究的方便，以涵芬楼影宋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即通常所称“乙十一行本”白文标点出版，与现今中华书局胡注点校本并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出版者嘱我为《资治通鉴》白文标点本写一篇序，意在对这部书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以便于读者的阅读。我是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

一、《资治通鉴》的体裁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959年），记述了其间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与之相辅而行，《目录》相当于大事年表，《考异》是说明史料取舍之故。

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记事，易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春秋》《左传》，自东汉荀悦著《汉纪》以后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而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编年类”史书共有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实际数字，当不止于此。这些书大多早已亡佚，而且一般也都是记一个时期或一个皇朝的史事，其中以今存的《汉纪》和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最为知名。值得提出的是，唐代史家在通史撰述上是做出了不小贡献的，这些通史撰述在表现形式上有纪传体、编年体、典制体、传记体、文征体等，从而把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萧颖士、马总、姚康都曾撰有编年体通史著作。萧书“起汉元年讫隋义宁”，凡百篇。[2]马书名《通历》，起自“太古”，迄于隋朝，凡十卷。姚书称，《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共三百卷，是一部部帙宏大，内容丰富的著作。[3]萧，姚二书已佚，马书佚前三卷，存后七卷。这些事实说明，《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巨制的产生，是我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总结历史上的通史撰述成就时指出：“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4]《通典》和《大和通选》出自唐代，《资治通鉴》和《通志》出自宋代。章学诚从唐宋时期通史撰述大发展的史学演进趋势，高度评价了《资治通鉴》在编年体史书以至整个史学发展上的重要地位，这个见解是十分中肯的。

二、《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司马光自述本书的主旨是：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5]

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光对撰述《资治通鉴》在内容上和目的上的确定。在内容上，他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这样的大事，即着眼于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得失。在目的上，是要发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的众多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记述。这固然是本书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元初史家马端临深得其旨，他指出：“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治）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6]他说的“详于理乱兴衰”，这是中肯地指出了《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特色；他说的“著述自有体要”，这是强调了不同的史书体裁自有其不同的任务。朱熹认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7]这个形象的比喻，一则说明司马光的书在内容上的重要，再则也说明它易于理解，不难接受。后人曾批评《资治通鉴》“不载文人”，顾炎武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8]他们的这些评论，对于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这部巨著的主要内容，是有启发的。

宋神宗为《资治通鉴》一书命名并作序，指出：“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这一段话，最能反映当时最高统治者对《资治通鉴》内容和目的的概括。这个概括，跟司马光在上书表中所表达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初衷是一致的。他们的这些看法，清楚地表明了这部书的性质和它对当时政治统治的参与作用。但是，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它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往往是当时的人们甚至包括作者自己在内都难以预料的。约当《资治通鉴》问世6个世纪后，王夫之对它的内容和社会作用的评论，就深刻得多、广泛得多了。他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写道：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所其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9]

在王夫之看来，《资治通鉴》虽然重在讲“资治”，但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已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了，其中不乏辩证的因素。同时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事”“民情”及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个人修养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已远远不止是最高统治者的读物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了。他的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史学遗产在价值观念上的变化。

当然，时移世易，尔今，历史的内容和史学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今天的读者对于“资”“治”“通”“鉴”的认识，已不应停留在王夫之的认识水平上了。我们今天来读《资治通鉴》，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它所记述的那一部分历史，去认识历史上的史学家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历史的，并从中判断、抉择我们对前人在认识历史上的继承与超越之所在，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

三、《资治通鉴》的文采

中国史家有讲求文采的优良传统，《资治通鉴》在中国古代以文采见长的史书中又是属于上乘的著作。所以有人认为，“《通鉴》不仅是历史书，还可以当作文章读”[10]，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我要提到曾国藩在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基础上，稍更其类，增删篇目，纂成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这是清末民初年间影响颇大的一部古文读本。《杂钞》于“叙记类”主要选录《左传》《资治通鉴》两书。所选录的《资治通鉴》十一首是：赤壁之战、曹爽之难、诸葛恪之难、谢玄淝水破秦之战、刘裕伐南燕之役、韦睿救锺离之役、高欢沙苑之战，宇文泰伐北邙之战、韦孝宽之守玉壁、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裴度李愬平蔡之役等。这些，大多是记战争，写若干重大的历史场面，也涉及不少历史人物。曾国藩在本书《序例》中说：“叙记类，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縢》《顾命》；《左传》记大战、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他说的记事的“事”，即是史事。同《古文辞类纂》相比，《杂钞》在选篇的标准上，已不仅仅限于古文辞，但古文辞无疑仍是其选篇的标准之一。《杂钞》所选《资治通鉴》的这些段落，确是它在文字表述上的精彩之处。记人，如亲见其人；写事，如身临其境；勾勒场面，如读历史画卷；都能给人一种史学审美的感受。

梁启超论“史家四长”而讲到“史才”时，用“飞动”一词盛赞《资治通鉴》的文采：“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就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11]。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所谓史笔“飞动”，就是史家力图写出运动着的历史。

曾国藩的《杂钞》和梁启超的评论，反映了近代以来人们对《资治通鉴》在文采上的成就的重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资治通鉴》问世900余年来，始终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它的非凡的文采是其获得如此巨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今出版的史书，能够写出如同《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这样具有文采的著作，实属罕见。翦伯赞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撰《内蒙访古》一文，一时间，轰动当时的史坛和文坛，但像这样的论著，近几十年来并不多见。

四、《资治通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