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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第2页）

《通典》继承先秦以来礼书的传统和《史》《汉》以来“正史”书志的体例，创立了典制体通史的格局。它以典章制度为中心，附以诸家言论，总为一书，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本朝玄宗天宝之末。全书分为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时人亦称为“分门书”。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条分缕析，结构严谨，浑然一体。《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的领域。

分门和会通是《通典》的两个显著特点，而它的分门则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杜佑在《通典》自序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分门的逻辑认识：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12]

“教化”同“衣食”的关系是精神同物质的关系，而以衣食为“本”。这是杜佑关于国家职能的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而有各种制度和设施，其中又“以食货为之首”。这些认识，在历史理论上是前无古人的。杜佑的历史理论，在全书的叙、论、说、议、评、按中，有极充分的反映；而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门阀观念的冲突，也反映出杜佑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的矛盾。

《通典》因其续作屡代不绝而被称为“十通”之首，在史学上有崇高的地位。

四、通史撰述的复兴趋势

《史记》以通史的成就饮誉汉魏两晋南北朝，然数百年间关于通史方面的撰述则甚为寥落。梁武帝曾命史家吴均等撰《通史》六百卷，北魏元晖也召集史家崔鸿等撰《科录》二百七十卷，这两部通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唐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至中晚唐形成通史复兴的趋势，成为古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盛唐时期，有虞世南撰《帝王略论》，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通论，它的价值在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而展开评论，今有敦煌文书抄本和日本国镰仓时期抄本，均为残卷。有韩琬撰《续史记》一百三十卷和萧颖士撰编年体汉隋间通史，这两部书都失传了。

中晚唐时期，除杜佑撰典制体通史外，还有许嵩撰《建康实录》二十卷，编年体，今存；韩潭撰《统载》三十卷，传记体，已佚；高峻撰《高峻小史》六十卷，纪传体，已佚；马总撰《通历》十卷，编年体，今存后七卷；陈鸿撰《大统纪》三十卷，编年体，已佚；姚康撰，《统史》三百卷，编年体，已佚。这些书，除《建康实录》是通记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外，其余都是贯通古今的著作。其中，《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13]；《高氏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14]；《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15]。加上《通典》，这四部书分别采用了传记、纪传、编年、典制等不同的体裁，通史撰述，蔚然大观。

通史撰述发展中的这一转折，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体裁多样，二是产生了名作，三是开拓了历史撰述领域，四是发展了史学上的会通思想。

[1]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页。

[2]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六《杨汪传》，卷七十五《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4、1715～1716页。

[3]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4]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5]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28页。

[6]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7]参见刘知幾：《史通》原序与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71页。

[8]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9]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11]杜佑：《通典》《进〈通鉴〉表》及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书首第1页、正文第1页。

[12]杜佑：《通典》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3]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5页。

[14]高似孙：《史略》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15]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