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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撰的得失（第1页）

采撰的得失

——如何对待历史事实

一、采撰的得与失

中国史学历来推重信史。史学批评家往往从史家或史书对历史文献处理的得当与否、对历史事实和非历史事实的认识与抉择，来考察历史撰述是否符合信史的要求。

刘勰认为，史家“述远”难免“诬矫”，“记近”易生“回邪”，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他在《文心雕龙》卷四《史传》篇中阐述了这个见解：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1]

这一段话表明：前人提出的小心地对待“传闻”而慎于“录远”，都是遵循“文疑则阙”的原则而看重信史的。反之，出于好奇而产生轻率的做法，即“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必然导致历史记载的“讹滥”而脱离“信史”的要求。刘勰还指出，至于“记近”，则常为“世情利害”所影响，以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这又使同时代的人受到冤枉，实在令人叹息。

“录远”而生出“爱奇”之心，“记近”而囿于“世情利害”，这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是史家之大忌。因此，刘勰尖锐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说道：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博通古今的严肃史家，还不断受到后人的批评；“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中也产生了新的弊端。刘勰所尖锐批评的“录远”以至“诬矫”，“记近”而生“回邪”的史学现象，正是这种弊端的反映。

刘勰的批评，推动了史学自身的反省。刘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这个批评更加理论化了，同时也更加具体化了。刘知幾首先引证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2]的话，说明“史文有阙，其来尚矣”，只有“博雅君子”，才能“补其遗逸”，指出“采撰”是史家应当慎重对待的问题。同时他又指出：自古以来，“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这是优秀史家的必经之途。如左丘明的“博”而“洽闻”，司马迁、班固的“雅”能“取信”，正是他们采撰的成功之处。这里，包含着刘知幾对采撰的辩证认识。

自魏晋南北朝以下，文献渐多，史籍繁富，好处是“寸有所长，实广闻见”；流弊是“苟出异端，虚益新事”。刘知幾举出“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又列举实例批评范晔《后汉书》“朱紫不分”、沈约《宋书》“好诬先代”、魏收《魏书》“党附北朝，尤苦南国”、唐修《晋书》以“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入史。这些，都是就具体的史书分别提出批评的。若从比较普遍的情况来看，刘知幾认为造成采撰失误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这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和门阀观念的反映，史家未能“明其真伪”而“定为实录”。第二，是轻信“讹言”和“传闻”，或事同说异，“是非无定”。第三，是时间因素的影响：“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鉴，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这是从地域的因素、门第的因素、传闻异说的因素和时间的因素，说明史家应当慎于采撰。刘知幾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这比刘勰提出的“述远则诬矫”“记近则回邪”的批评思想更丰富了，在批评的原则上也更明确了。而《史通·曲笔》所论，可以说是对“记近则回邪”之批评原则的直接的发展，这里不再赘述。

刘勰的史学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忧虑：“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通·采撰》的史学批评论归结为一种忠告：摒弃“违理”“损实”之说而“善思”于“异辞疑事”。这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史家采撰，必须重事实而贵信史。

中国古代史家是怎样认识历史事实的呢？

二、“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

什么是历史事实？古代史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韩非子·制分》：“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这里说的“事实”，都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还不是专指历史事实。

《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离娄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说的“事”，按其本意当指历史事实而言，但并未把“事”与“实”连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后序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这里讲的“事实”，是十分明确地指历史事实了，它比“齐桓、晋文之事”所包含的历史事实的范围要宽一些，即春秋时期的“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之事。但是，这都是就一定范围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的，还不能看作对历史事实所做的理论概括。

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宋人吴缜是较早从理论上对历史事实做出明确概括的史学批评家。他认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3]

这一段话，阐述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之于史书的相互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

首先，吴缜给“事实”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人们“如是”地即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他说的事实或历史事实，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客观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这是很有特色的见解。

其次，吴缜认为，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方面对于史家撰写史书来说，不仅有逻辑上的联系，而且也有主次的顺序。这就是：“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有了事实和褒贬，即有了事实和史家对事实的评价，“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吴缜说的事实、褒贬、文采，可能得益于刘知幾说的史学、史识、史才“史家三长”论。它们的区别是：在理论范畴上，后者要比前者内涵丰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后者更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