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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审美（第2页）

他把史书的体例提高到同历史评价之“是非”相关的高度上来看待，这或多或少跟“名教”观念的传统有关，是不难理解的。同时，体例也规定着一种“秩序”。他称赞《春秋》“始发凡例”，而《左传》“显其区域”，扩大了记事的容量。他认为，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的史例“理切而多功”，萧子显《南齐书》的例“义甚优长”；这些，“皆序例之美者”。刘知幾也批评了一些史书在体例上的失当，他的批评，有的是很有见地的。如批评《汉书》等纪传体史书，“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5]。批评有些史书机械地因习前史，以致“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6]。批评有的史书记人“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甚至对“虚引他邦，冒为己邑”的流俗也不加以辨析，等等。[7]但刘知幾的批评，也有些过分强调体例的“整齐”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历史本身的“秩序之美”，他批评《史记》为项羽立“本纪”、为陈胜立“世家”等，就属于这种情形。

三、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历来把史家的“善序事”（即“善叙事”）视为“良史之才”的一条重要标准。善序事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而文字表述上的造诣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在刘知幾以前，人们评论《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多已提出不少这方面的见解。而刘知幾《史通·叙事》篇指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这是从理论上明确了“叙事”对撰写史书的重要性。宋人吴缜在史学批评上强调以“事实”为基础，但也提出史书“必资文采以行之”[9]，这是直接讲到了史书的文采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篇对于如何发挥“文字之佳胜”的问题，更有精辟的分析。

综观古代史家、史学批评家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思想、实践，史书的文字表述之美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真实之美。这是指史家的文字表述反映出历史之真实的本质之美。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史学的审美就失去了根本，也失去了任何意义。班固评论《史记》，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是很有见地的。“文直”“事核”是对史家尽力反映历史真实的具体要求，它们的结合，乃是史家走向历史撰述真实之美的必经之途。

质朴之美。用刘知幾的话来说，这是史书之文字表述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本质”之美的反映。他举例说：“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10]他赞成以“方言世语”如“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写入史书；不赞成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文风。在刘知幾看来，这种语言的“体质素美”，于官方、于民间，虽有不同，但史家都应表述出它们的“本质”。

简洁之美。卢奇安认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文笔简洁不仅是“修辞”的问题，而且是“本质”的问题。史家撰史，不应流连于“不重要的细节”和“琐屑的事情”。刘知幾极力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11]当然，从审美的观点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讲了这个道理，他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寓、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幾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2]，这说到了含蓄之美的较高层次。

中国古代史书在文字表述上的生动之美，多为论者所关注。文学史上的所谓传记文学、战争文学，大都与史书相关，尤其与史书的文字表述相关。关于它们的审美价值，也有不少论述。

关于史学审美的思考和研究，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在史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古希腊〕卢奇安：《论撰史》，见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3]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4]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5]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6]刘知幾：《史通》卷五《因习》，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7]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五《邑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8]参见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9]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0]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11]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12]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