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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撰的得失（第2页）

最后，吴缜认为，“为史之意”的根本在于“事得其实”，褒贬和文采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反之，如“事实未明”，则“失为史之意”，褒贬、文采也就毫无意义了。他认为《新唐书》的弊病正在于此。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究竟如何，另当别论，而他关于事实、褒贬、文采和对于史书关系的认识，乃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新发展。这个认识，极其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是格外值得重视的。

三、“指事说实”和“事得其实”

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上，中国古代史家很早就注重从对历史事实的要求上去评论史家、史书的优劣、得失。

班彪、班固父子从自己的历史见解出发，对《史记》都有尖锐的批评，但他们对于司马迁对待历史事实的严谨精神，不得不给予肯定。班彪论司马迁说：“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4]班固则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这个评论不仅对《史记》是重要的，而且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文直而事核的“实录”境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崇高的标准，这就是刘勰概括的“实录无隐之旨”[6]。

诚然，“实录”是以“事实”为前提的。严肃的史学家和史学评论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前提，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刘知幾《史通》中的《采撰》《直书》《曲笔》等篇，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批评的。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许多史家，不论撰史、评史、注史、考史，都是把尊重历史事实置于首位看待的。杜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7]。李翰评论《通典》，说它“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又说它“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8]。足见“事”在《通典》中所占位置的重要，而这样的“事”又是经过作者谨慎地加以选择过的。《通典》成为千古名著，绝非偶然。

中晚唐时期，史家之重视事实的自觉性日渐强烈。李肇撰《唐国史补》，他在序中表明：“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他把“纪事实”放在撰述的第一位。曾经担任过皇家史馆修撰的思想家李翱写过一篇《百官行状奏》，指出人们写作行状应当“指事说实”，以存信史。他尖锐地批评说：“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以致“善恶混然不可明”，以此入史，则“芜秽简册，不可取信”。他强调说，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9]。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郡望、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下。“国史”中的列传，往往多据行状而作；行状失实，则“国史”难以取信。李翱提出的批评和“指事说实”的命题，在历史撰述的实践上和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是有价值的。唐武宗时，朝廷大臣还就修史体例上奏皇帝，提出，“实录”中多载“禁中之语”和大臣“密疏”，实为不妥。认为：“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至于大臣“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建议：今后实录撰写，“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10]。这里讲的言论“须众所闻见”，章奏“须朝廷共知”，是强调了史家撰史所依据此类史料的公开性，即可考察性，以避免历史撰述中“事多纰缪”的弊病。李翱和李德裕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在行状和实录备受重视的时代，是有重要意义的。

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摘举”《新唐书》“谬误”四百余条，“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分为“以无为有”“似实而虚”“书事失实”“事有可疑”等二十门，旨在证明《新唐书》“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论证“为史之意”首先在于“事得其实”。诚然，《新唐书纠谬》所“纠”之“谬”，颇有不当，清人钱大昕已有辨析。[11]但吴缜认为，“事得其实”是作史的基本要求，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无疑是对的。

史注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一方面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另一方面又着眼于事实而为其作注：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辩其失。[12]这种以事实作为注史要旨的传统，后来由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考异》发展到极致。“考异”，可以认为是以考订历史事实为主旨的一种自注。至于中国古代的考史家，在考订和辨析历史事实方面取得辉煌成绩者，当以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最享有盛名。他们各自撰写的《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这三部书，是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代表作。王鸣盛卒于1797年，钱大昕卒于1804年，赵翼卒于1814年，早卒于德国“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1795—1886年）70—90年。钱大昕所谓“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3]的史学批评思想，则多少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意识。

[1]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172页。

[2]《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7页。

[3]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4]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5]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6]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0页。

[7]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8]杜佑：《通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00页。

[10]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4～1315页。参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十六，李德裕《论修史体例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50页。

[11]参见钱大昕：吴缜的《新唐书纠谬》跋及书中有关按语，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2]参见陈寿：《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1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