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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的氛围（第1页）

二、思想的氛围

孤独差不多总是天才的命运。降格以求，或许会得到许多朋友；而上到顶层，却可能会失去许多知音，感到一种无以对话的寂寞和清冷。此外，不幸的性格和际遇，时空的隔绝，都会造成和加重孤独感。但是，这种主观上的孤独感并不意味着客观上的孤立——与时代、社会切断了联系。即使天才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超越他所处的社会；他仍然是“时代之子”，连他的孤独也常常是颇具时代内容的孤独。

帕斯卡尔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天才，但并非一个离群索居、凭空出现的天才。他是一个思想的巨人，但并非一片沙漠上突兀而起的、孤零零的山峰。在他的身上，也强烈地表现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并预示出整个“现代”的某些趋向。他是17世纪法兰西文化的产儿——当然，由于他的巨大天才，他是不可能完全被时代框住的，他的思想也是不可能完全由他所处的时代得到解释。

所以，我们在叙述过帕斯卡尔这样一位思想巨人的生平之后，还想观察一下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氛围。这里用的“氛围”这个概念，即指气氛、风俗、习惯、时尚等诸多因素，也就是说，包围着他（在这里是一个思想者）的各种条件的总和。这些因素有些是他觉察到的，而更多的可能是他没有觉察的，就像阳光、空气和风。

帕斯卡尔生活的年代，是1623—1662年。按古希腊人的说法，他活动的“鼎盛年”则当在1640—1662年。这期间正是中国明清鼎革之际，但当时法国人的世界实际上只是欧洲和地中海一带。那期间英国正在发生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件事无疑对法国是有影响的。比方说对1648—1649年巴黎发生的由高等法院领导的反对绝对专制制度的“投石党”运动就与之有关系。法国高等法院与英国议会在名称上也相同（同为parliament），英国议会制在当时的取胜，对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高等法院无疑是一个刺激和鼓舞，但这次运动很快就失败了。总的来说，17世纪还主要是一个沉思的世纪，激烈的、革命的行动尚有待于下一个世纪。

从帕斯卡尔的生年到他的卒年，这四十年差不多恰好正是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扎然摄政的时期，是一个正在进行中央集权化的时期。正是这两位首相，为法国绝对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奠定了基础。当时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手工业和工商业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资产者已形成为一个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而与封建贵族阶级抗衡，而第三种主要政治力量则是君权制或者说国家。总的来说，这一王权代表封建贵族阶级，但它又反对封建大贵族领主的分裂割据而强调集中统一，并在某种程度上也照顾到资产阶级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它以一种“表面上的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因此，当时的政治态势可以说是两大阶级：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主要力量：贵族领主、资产者和国王（或代表国王的首相）。这三种力量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妥协的过程中达到的结果是王权取胜。这一取胜，实际上既是两大阶级的某种妥协和平衡，政权的性质仍然是封建性质的。但由于这一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主要是向分裂割据、不服管辖的贵族领主开刀，所以又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内战外患连绵不断，阴谋叛乱此起彼伏。例如在1624—1642年黎塞留任首相的时期，有对胡格诺教徒的战争和对叛乱贵族的征讨；在1643—1661年马扎然任首相时期，发生过两次反抗王权的投石党运动，西南和北部的人民造反，以及继续同西班牙打仗。总之，这是一个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民生凋敝的时期。但它却为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后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帕斯卡尔的家庭是富裕的市民而非贵族。他的父亲曾是法官和议员，当时法官的职务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例如卢昂法院主席的职务值9万至10万法朗，巴黎法院主席的职务值35万法朗。而购买这些职务的人，一般都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市民。这些职务还可以世袭或出卖。帕斯卡尔自己没有从事过什么职业或担任过什么职务。他主要是靠父亲的收入和遗产生活。帕斯卡尔的政治态度，毋宁说是非政治的。他不怎么关心政治，甚至嘲笑政治，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只是作为消遣写出来的。他说：“如果他们写过政治，那也好像是在给疯人院订章程；并且假如他们装作仿佛是在谈论一桩大事的样子，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听他们讲话的那些疯人自以为是国王或者皇帝。他们钻研他们的原则，是为了把这些人的疯狂尽可能缓冲到最无害的地步。”[1]他是有意地远离政治的，因为他最关心的是信仰和上帝，甚至科学的地位在他心目中也远在政治之上。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一些话中看出，他是倾向于人格平等的，而这种主张人人平等的观点是与他接近原始基督教的思想相关联的。

对于日常生活方面的氛围，我们首先得指出它的重要性，因为它往往被人轻视和忽略。许多人都谈到过，最伟大的思想常常受到最细小的事情的影响和纠缠。这种种日常琐事对思想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发性的，即它刺激了思想的产生，许多伟大而富有灵感的思想的直接动机，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另一个方面是阻碍性的，许多本来很有意义的思想却往往淹没在日常琐事中不见了。正如帕斯卡尔说，小小的噪音也会干扰最伟大的思想家思考。也许，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就因为思想者没有换一个地方居住，或者不能拥有自己的一间屋子而被葬送掉了；偶尔，某个面孔，某种风景也会对思想者产生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他却没有机会与之相遇。笛卡儿的有关“我思故我在”的那些思想是在一个冬天钻到巴伐利亚的旧式火炉子里想出来的；而苏格拉底却习惯于久久地站在雪地里凝思。笛卡儿的思想需要热一点的气温，而苏格拉底却需要冷一点；反过来也许就无法产生那些伟大的思想。时代常常总能产生它所需要的思想。但是，它产生在谁那里，何时产生，有力到何种程度，有时却依赖于非常具体、细小的事情；而且，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产生时代所需要的思想的可能，和产生出使时代大吃一惊的思想的可能。

而这还不是重要的方面。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等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的身体状况，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从正面或反面影响到思想的性质、状况和水平；而且影响到思维方式、思想习惯、思考内容，甚或影响到表达方式。日常生活在此对人的思想，对精神具有某种本体的意义，以致某种理论可以输送来输送去，而当它输入到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日常生活状况中去时，那改变后的模样会使该理论的创始人大吃一惊。

关于帕斯卡尔生活的17世纪的上层社会日常生活，可以大致这样描述：

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法国的特权阶级在生活方式方面，正好开始了一种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持久不变的“习惯”，被经常改变的“时尚”所代替。上流社会采取了这种时髦的风俗，以别于一般的民众。时尚改变了居住、衣着、饮食习惯和礼节等。

城堡已逐渐变成乡间别墅，有钱人在城里置宅第，一部分时间住在那儿。

服装成为“时装”，变化很快，女人的衣服趋于复杂，非常宽大。

在吃饭方式方面，贵族和中产阶级不仅用匙子和刀，还向意大利人学会了用叉并且不再在同一个碗里舀汤，而是分开喝；还开始使用餐巾。吃饭的时间在巴黎则逐渐往后移动，这样，夜生活的时间也就加长了。

一种有关待客、致礼、设宴、写信等方面的礼节流行于整个上流社会，但城里还没有下水道、自来水，屋子里也无浴室，厕所被看作一种奢侈的设备而并不多见。旅行消遣者还很少，更不必说海水浴、日光浴了。[2]

帕斯卡尔的生活无疑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他父亲在他出世时已经积蓄了60万法朗的资产，以后又在巴黎购置了房屋。帕斯卡尔及其姐妹都靠父亲的收入和遗产生活，在姐姐出嫁、妹妹把父亲分给她的遗产捐给修道院以后，帕斯卡尔独自生活。他有自己的宽敞住宅；有自备的车马，有许多家具和藏书。在“世俗生活”的时期，他常出入于沙龙、宫廷以至赌场，交往面扩大，见识过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段“世俗生活”对他无疑是有助益的，为他后来分析思考人的状况提供了不少素材。另外，他不仅生活在巴黎，还常在外省居住。小时在克勒蒙，青年时在卢昂。1649年因避投石党之乱又回故乡，1652年还到姐姐家住过大半年。他曾与默雷等到法国乡间旅行，那时正值“投石党”动乱之后，满目疮痍的农村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出生前的亨利四世时期是一个比较安定富足的时期。亨利四世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将使王国里每一个农夫的锅里都弄出一只鸡来。”而帕斯卡尔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两段较安定时期之间的动乱年代，是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的年代；普通人生活的悲惨和匮乏现象与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形成鲜明对照，使他深感不安并日趋悲观。

在那个皈依的“火之夜”之后，帕斯卡尔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变，即变得日益简朴、严峻起来，对以前自己的富裕生活怀有一种内疚的悔恨。他蔑视财产和舒适，尽量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努力接济和帮助穷人。据他姐姐回忆，他从来没有说过对伙食的意见，甚至当人问起他是否喜欢刚吃过的东西时，他也想不起来了，因为他确实不曾留心过。他经常只能在家卧床，久违了户外的空气和阳光。帕斯卡尔此前所见到的人们的贫困生活加强了他的宗教思想，使他执意要过一种贫穷甚至禁欲的生活，而这种禁欲生活又反过来毁损了他的健康，并使他全力向内心开掘，写出了许多深刻性可以和最优秀的思想家的鸿篇巨制相媲美的片断。

我们再谈谈文化学术的氛围，先看文化教育制度、组织、语言及谈话艺术方面的变化，然后再观察帕斯卡尔对之贡献最大的四个领域（科学、文学、哲学、宗教）方面的情况。

欧洲的大学和学位、考试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被认为是起源于法国。巴黎大学建于13世纪初期，下分神学、宗教、艺术三个学院，后又增设了医学院。英国的罗吉尔·培根、邓·司各脱，以及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德国的阿尔培都曾来巴黎大学讲过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及德国的大学都是模仿它而建立的。到17世纪法国又涌现出一批民间的学术团体和组织，如前述的梅森学院。黎塞留首相在1629年左右听到一批作家经常聚会讨论语言、文学和时事政治时，他便决定以他们为基础组织一个政府的文学团体，于是法兰西学士院于1634—1635年间成立，院士名额固定为40名（即40位“不朽者”），任务是统一文字，制定规则，评判作品等，以便在语言文学方面建立适应君主专制需要的统一规范和评价标准。随后，其他各种学士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如皇家绘画和雕刻学士院（1643），小学士院（即后来的题铭和美术学士院，1663），科学学士院（1669），建筑学士院（1671）等。稍晚，又在尼姆、里昂、波尔多、第戎、马赛等省设立了科学院分院。虽然国家设立这些组织机构是要使其为政权服务，但客观上确实使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相互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强了交流，集中了力量，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按照某些法国史学家的意见，法国的语言也是在这时候定型的。法国人特有的一种谈话艺术也在此时形成。一些贵族家庭和上流社会人士的沙龙（如朗布耶侯爵夫人的府邸），成为训练谈话艺术的场所。人们在这里学习分析那些社交关系的各种情感——尤其是爱情，确定表现这些情绪的词句的意义，选择最细腻和最令人欣悦的语言形式。在此女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她们作为女主人的那种优雅风度和彬彬有礼，她们在心理观察方面的敏锐和机智灵活的谈吐，促成了法国所特有的一种生动机敏、含蓄深刻的谈话艺术。同时语言也日益纯净化，脱去了过去拉丁语影响造成的书卷气，真正成为一种表现力丰富的文学语言和交际语言。当时出现了一些语言学著作，波尔·罗亚尔修道院派的代表阿尔诺和朗斯诺也编写过一本《文法大全》（1660）。

当时的出版业也很活跃，而且本国不便出版的书常被送到国外去出。书商唯利是图，常常盗印、偷运书籍。1595年，皇家图书馆由枫丹白露迁入巴黎。当时的文人学士大都属于上流社会，无需操劳衣食；而且，国家还给他们每年发放年金、津贴和奖金。1662年财政大臣柯尔伯曾委托夏普兰拟订作家名册，正式确立了官方颁发年金的制度，每年给作家发放10万法朗，同时也建立了对书刊的检查制度，主要是对涉及宗教和王政内容的著作实施检查监督。

当时的文化气氛比较浓郁，是一个兴旺的时期，各个领域的作家只是出于自己的内心需要，或者为了艺术本身，甚至纯属为了消遣而写作。他们无需以写作求利，因为当时求利有更可靠的途径。因而，他们写起来也就比较从容、谨慎。笛卡儿写得并不多，而宁愿让其丰富的思想在自己的头脑里发酵；拉罗什福科让自己写的箴言在沙龙间流传，而并不急于出版。只是他的在流传中的讹误很多的箴言盗印本在荷兰出版时，他才想到有责任正式出版一本书；而拉法耶特夫人写出《克莱芙王妃》之后却匿名出版，当别人猜测是她写的时候，她不但矢口否认，还煞有介事地以第三者身份发表了一通对这本书的感想。帕斯卡尔也是如此，他的大部分短篇论文和《思想录》都是死后由别人整理出版的。而他的《致外省人信札》是每写出一封，署以化名，秘密印刷后，在巴黎街头叫卖出售的，不但无利可图，还要避人耳目，甚至有身家性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