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纸上超然（第1页）

纸上超然

——杞菊滋味与兼济情怀

“好个超然台！”读着弟弟苏辙的来信，苏轼连连颔首。

苏辙的信是一篇文章，确切说，是一篇骚体小赋——《超然台赋》。这是苏轼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回想过去的一年，真是不容易。从富庶的杭州来到这个穷地方，一下马老天就不给好脸色，连着旱灾蝗灾闹开了饥荒，饿极了的人心一横做了盗贼的也不少，把苏大学士搞了个焦头烂额。好在东扶西凑竭力忙了一年总算渡过了难关，老百姓也大致安定了。刚能舒口气，苏轼风雅的兴头就发作了，把城上一个废台稍稍修葺了一下，做了文士雅集之所。那台四望开阔，倒也别有一番景致，只是台名未定，他便去信征求兄弟苏辙的意见。苏辙于是专门为此台做了一篇赋，并在叙中建议取名为“超然”。

“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苏轼拈须喃喃低诵叙文，浓眉不时扬起，双目隐有精光闪烁。珠玉在前，他觉得有些手痒，决定自己也做一篇《超然台记》。主题当然是与兄弟同调，都是表示自己超然物外，不为俗世俗务所累的豁达。

铺开纸，苏轼提笔濡墨，沉吟片刻便有了词句：“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他笔走龙蛇，几无停滞，似乎文章早已烂熟于胸，无须思索。

“……果蔬草木，皆可以饱”，写到这里，苏轼不觉莞尔，他想起了去年饥馑时，自己也天天四处寻找野菜果腹的狼狈模样。他记得吃得最久最多的当属枸杞与**，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果冬食根，简直一日也离不得。枸杞与**都是中药，苏轼精于药理，明白这两样都是养生的好东西。枸杞果实能滋补肝肾，明目润肺，根入药称为地骨皮，善于清虚热止烦渴；清热明目的**在《神农本草经》中便被列为上品，道家也甚是重视此物，有“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之说，两者入食入药皆是妙品，是高人隐士的挚爱。但东西再好也经不起一顿顿接着吃，何况嫩苗花果的季节终归短暂，连出名嗜食杞菊的唐人陆龟蒙都为杞菊到了五月就枝叶老硬气味苦涩而遗憾。饶是苏轼长于烹调也有很多时候不得不对着案头的杞菊愁眉苦脸，举着筷子反胃。按理这等生活够令人苦恼了，但苏轼还是乐呵呵的，欣欣然安慰自己：杞菊确实滋养人，你看，我不过吃了一年，面容丰满了不少，连白头发都一天天返黑，如此坚持下去，定然能长寿——当年恩师欧阳修都称赞**乃“却老延龄药”呢。

“以见余之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顺势一勾，苏轼完成了文章。搁了笔，退后一步，看着淋漓的墨迹，他又拈起了须。

他的须发浓密乌黑，也许真是杞菊的功劳。

或者，他原本就还年轻，不该有太多白发。

这年苏轼不过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四十岁的苏轼真能超然物外、无往不乐吗？

在密州任上苏轼创作热情很高，留下很多诗词，包括千古名作《水调歌头》。他为枸杞**也写了好几首诗，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后杞菊赋》。在赋中，他又一次回顾了那段以杞菊为粮的艰苦时光，说是一天到晚公事繁杂，应酬不断，惶惶然片刻不得闲暇，却连一杯酒也捞不着喝；酒倒也罢了，连吃的都没有，只好用些草木糊弄口腹，做了十九年官，真是越做越没出息了。苏轼向来穷开心，赋中劈头便幽了自己一默：“哎呀先生，是谁教你高坐堂上，号称太守？”

苏轼早已名满天下，从超然台上翩然飘下的一张张稿纸，不用多久便能流传到朝野各地。散布天涯的文人，赞赏之余多有唱和。好友文同、李清臣，元老重臣文彦博等人都为超然台作了诗赋，连远在洛阳的司马光也托人带来了《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司马光的诗前两联是：“使君仁智心，济以忠义胆。婴儿手自抚，猛虎须可揽。”——几篇抒发超脱情怀的小文章，怎么在司马光眼中，却能看出仁智忠义，甚至还有揽虎须的勇气呢？

实际上，不仅司马光，当时所有人都能从苏轼这些飘逸诗文的字里行间看出言外之意，仔细咀嚼文辞，一撇一捺都带有苦涩或是辛辣之气。于是，大家会心一笑，肚里暗赞：“这个姓苏的！”目光却如同冰冷的利箭，顺着文章的凌厉笔锋射向了高高的朝堂。

朝堂上危然端坐的是王安石，即是司马光诗中指的猛虎。

苏轼的《超然台记》也好，《后杞菊赋》也好，其实都是不满于新法的牢骚。诗文中多次提到为官的穷困窘迫，便是讽刺王安石变法中削减州郡“公使库”之事。公使库的钱、酒，是地方专门用来开支官员入京或来往应酬时的费用的，苏轼认为国家对待士大夫该有相应的规格，才合“养士”之体，王安石上台后削减太过，地方贫困，一遇灾年连太守都发愁生计，实在不妥，“凋敝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苏轼：《上皇帝书》）。

看起来，苏轼不过是为了自身待遇被降低而感到不满，其实不然。他不是那种贪图享受的庸人，否则褒贬春秋的司马光岂能勉以“仁智心、忠义胆”之语？苏轼攻击的，绝不仅仅只是削减公使库这类枝节变革，而是整个安石新政。这在他的文章奏疏中有明确的论述。

苏轼原本可做京官，但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向皇帝反复谏争后毫无效果，被放外任。司马光也有相似经历，在朝中与安石争论多时终是枉费力气，先是坚辞枢密副使高位以示不合作，后来越看越恼，干脆退居洛阳修《资治通鉴》去了。

非议新法的苏轼自然是司马光的战友。

他们不会孤独，因为他们的战友遍布四方；而当时的帝国中心，卷起袖子大干的却都是王安石的人。

王安石的人，被称为新党；司马光苏轼等靠边在野的牢骚客自然是旧党。

苏轼咽着杞菊那些年，正是新党春风得意的时候。

北宋党争之反复激烈，为历史上所仅见。新党得政打压旧党，旧党归位放手报复，不久天道循环又是倒个个……颠颠倒倒几十年，一刻也不得安生。

党争先代也有，但宋朝的党争却有其特色。史家王桐龄先生曾云：“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钩党，唐之牛、李党；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党、复社党、阉党，皆可谓以小人陷君子。唯宋之党祸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不消，皆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一句话，明争暗斗水火不容的双方阵营，完全不能以君子、小人来区分——尽管人人都自以为自己这边才代表正义，对方尽是龌龊小人。那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君子都陷入了党争的泥潭不可自拔，人人挥舞拳脚，各自用不无偏激的笔墨为后人留下了厚厚一摞涂涂抹抹的卷宗，使得这场糊涂官司历经千年还是夹杂不清。

这公案确实难判，司马光苏轼他们自然是君子，然而他们的大对头王安石也同样具有高尚的德行。即使是最苛刻的反对派，也很难在他的私生活上找到把柄，只好讪讪然攻击他不讲卫生，不洗澡不洗脸不换衣服，没多少说服力地一口咬定如此不近人情定然是个欺世盗名的大奸大恶。

对于为何独独宋代出现如此难分是非的党争，王桐龄认为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宋朝国策尊文抑武；二是集权太过，财政军诸权皆集中于中央。因此天下人想得志只能从文，而文人若要立功名只能奔走于都城；但朝廷职位毕竟有限，能施展抱负的“仅有二三执宰”，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分配少数官职，不争才怪。所以他下了结论：“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

此论自然有理，但细思下去有些问题：哪个朝代不是争夺政权的历史，为何仅有宋朝闹出了这场盛况空前却又黑白难辨的混乱党争呢？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因为双方都是真正的儒家弟子。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兼济天下”。孔子曾说如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么此人别说当得起“仁”字，还能称“圣德”了；孟子则言做人应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种兼济情怀在儒学代代传承中深深铭刻在了每个学子心中。兼济须有施力的平台，然而从孔子起直到宋朝，儒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从未真正占据政坛最高处。操纵帝国核心权力的群体，从先秦的血亲，到两汉的外戚宦官，都是君王私家力量的代表。这种形势其实从汉家官制也可以看出：所谓九卿，追本溯源不外是些门房、车夫、警卫、傧相，带有皇家私奴的痕迹，说难听些与宦官没有本质区别。其间尽管儒学终于战胜诸家学说成了主流思想，但儒者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只能以个人身份参政，经不起多少风浪，流水的儒臣铁打的外戚和宦官。所以很多儒者为了稳固地位还得想方设法置换身份，以做成皇帝的岳父或者舅子。东汉解纽后，中枢无力，门第渐渐取得实际权力，于是轮番亮相掌权的只是各家门户的代言人。直到隋唐，科举才给了所有平民儒生一个出头的机会，然而门第死而不僵，时不时掀一股逆流——牛李党争一大原因便是门第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另外跋扈的武将、狠毒的宦官，也看不大起这些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可怜儒生虽然多了不少机会，但还是未能放开手脚实施济世宏图。

五代的兵燹终于在剧痛中彻底铲平了门第。不过蛮横的铁蹄同样**着文弱的儒生，儒学在那黑暗的时代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几乎断绝——自身难保还能兼济天下？但儒学的生命力毕竟是极其旺盛的，天下重新安定后，凭着宋太祖的崇文政策，几十年便恢复了元气。等新一代的儒家学人终于养成，一声长啸极目四顾，竟然惊喜地发现，政治舞台原来已经空了出来，什么外戚、宦官、门第，统统不再盘踞，甚至连武将也畏畏缩缩，笼着手远远看着不敢靠近。

从孔子开始的千年梦想，终于有望实现！来自天南海北的儒者顿时觉得感慨万千，一身热血沸腾起来，挺起胸整整衣冠，迈着大步昂然登上了舞台。

从血亲、外戚，到门第、到科举取士，帝国一步步由“家天下”走向“天下人的天下”——尽管这个天下名义上仍旧属于天之子，但起码，这治理天下的重担，已经落到了天下人自己的肩头。

终有一日，母亲改嫁、自己在寺庙中天天就着咸菜喝粥苦读成才的寒士范仲淹，喊出了那句令所有儒者都激昂振奋的千古名言：

“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所有真儒者、真君子的共同心声，不分党派阵营。

王安石自不必多说，《宋史》中尽管不无贬义地称他“果于自用”，但也承认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日后的挺身改革足以佐证此志之坚。而他最顽固的政敌司马光，所怀的忧国之心也毫无逊色。二十岁初入仕途做个小小的华州判官后，家人发现他多了个怪异的行为：卧床休息时，常常会突然起身换上官服，拿起笏版正襟危坐。多年以后，有人问他这究竟是为何，他回答：“我当时是忽然想起天下大事来了。考虑天下事，不能不恭恭敬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