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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03（第1页）

第三期03

《小腆纪年》一三“顺治三年十一月丁巳明郑芝龙降于我大清”条略云：

王师进逼安平镇，芝龙军容烜赫，炮声震天地。〔将降于贝勒〕，其子成功谏曰：“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险设伏，收人心以固其本。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不难矣。”芝龙拂袖起。成功出告〔其叔〕鸿逵，逵壮之，入语芝龙曰：“兄尚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辅其君以号召天下，豪杰自当响应，何委身于人？”

据上引史料观之，郑氏父子之兴起，非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之关系有以致之。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犹能继续朱氏之残余，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兹不避枝蔓之嫌，稍详论述之，以俟通人之教正。

至石斋《致张鲵渊书》所谓“黎总戎延庆者”，当是芝龙部下之将领。张鲵渊者，当日福建巡抚张肯堂之号（见黄宗羲《思旧录》“张肯堂”条）。其事迹详见《明史》二七六《张肯堂传》。唯《明史》传书字不书号。今同治修《福建通志》一二九《张肯堂传》载其字鲵渊，实则鲵渊乃其号，非其字也。熊明遇，《明史》本传及《明诗综》五九《熊氏小传》皆言其字子良。光绪修《江西通志》一三八及《小腆纪传》五七《遗臣二熊氏传》。则谓其字良孺，微有不同。但《陈忠裕全集》一八《白云草·赠熊坛石大司马（五言排律）》附考证，引《明史》熊明遇本传以实之。又谈迁《北游录·纪闻类（上）》“熊明遇”条云：“进贤故大司马熊坛石隐山中。”故知石斋所谓“坛老”，即明遇。《明史》诸传例仅书字而不书号，实则名与字尚有相互关系，可以推寻。至于别号，则与其名之关系颇难揣测。如此节中所论黄、李、张、熊诸人，苟仅就《明史》证之，殊不能得其联系。此亦读史者不可不知也。

牧斋《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诗题中，所谓“辇下知己”者，当指郑三俊、范景文、冯元飚、龚鼎孳等而言。此题第四首自注云：“上命精择大帅，冢宰建德公以衰晚姓名列上。”可以为证。《明史》二五四《郑三俊传》云：“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故称“建德公”。同书一一二《七卿年表》“吏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郑三俊八月任”，十六年癸未“三俊五月免”，故云“冢宰”。范质公与牧斋之关系，见前论《题?将相谈兵图?，为范司马、蔡将军作》诗。《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工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范景文十月任”；十六年癸未，景文仍任原职；十七年甲申二月入阁，三月殉难。至牧斋与冯元飏、元飚兄弟关系尤密。见前论《〔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五。及《有学集》二八《慈溪冯公墓志铭》所述牧斋因张汉儒告讦被逮北行，时尔赓任苏松兵备参议，特加营护事。《明史》二五七《冯元飚传》略云：

〔崇祯〕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转左。元飚多智数，尚权谲，与兄元飏并好结纳，一时翕然称“二冯”。然故与冯铨通普谊，初在言路，诋周延儒。及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飚因与善。延儒欲以振饥为铨功，复其冠带。惮众议，元飚令引吴甡入阁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议。熊开元欲尽发延儒罪，元飚沮止之。开元以是获重谴。兵部尚书陈新甲弃市，元飚署部事。一日，帝召诸大臣游西苑，赐宴明德殿，因论兵事良久。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飚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遂以元飚为尚书。至八月，以病剧乞休，帝慰留之。请益坚，乃允其去。将归，荐李邦华、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都城遂不守。

及同书《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

十六年癸未，〔张〕国维五月免。冯元飚五月任，十一月告病。张缙彦十月任。（寅恪案：谈迁《国榷·部院表下》“兵部尚书”栏，“崇祯癸未，慈溪冯元飚五月任，十月罢。□□张缙彦十月任”。与《明史》略异。岂元飚久病，十月尚虚留原阙，缙彦代任职务，至十一月元飚始正式开去原阙，而缙彦遂真除本兵耶？俟考。）

可知牧斋与冯铨、周延儒诸人之复杂关系，尔弢实有牵涉。牧斋所指“辇下知己”，尔弢应为其中一人，自无疑义也。又龚鼎孳《定山堂集》载其门人孝感严正矩所撰《大宗伯龚端毅公传》略云：

莅蕲七载，抚按交章累荐，举卓异，行取陛见。上注视嘉悦，拜兵科给事中。居兵垣十阅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于人才士气，尤为谆谆致意云。于司寇徐公石麒之去国，特疏请留，极论言官章公正宸、惠公世扬、宪臣刘公宗周、金公光宸等皆当赐环。因及钱公谦益、杨公廷麟、忤珰同难之方公震孺，俱不宜终老岩穴。

寅恪案：芝麓时任兵科给事中，请起用自命知兵之牧斋，则不仅能尽本身之职责，亦可称牧斋知己之一矣。至作芝麓传之严正矩，其人与顾横波三十九岁生日金陵市隐园中林堂盛会有关。《板桥杂记（中）·丽品门》“顾媚”条纪其事略云：

岁丁酉（顺治十四年），尚书挈〔横波〕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寅恪案：园在南京武定桥油坊巷。见嘉庆修《江宁府志》九《古迹门》，并可参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上）·园亭门》关于“市隐园”条。）值夫人生辰，（寅恪案：横波生辰为十一月三日。此年三十九岁。详孟森《心史丛刊》二集《横波夫人考》。）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酒客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原注：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瑶池宴。夫人垂珠帘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宴。李六（大？）娘、十娘、王节娘皆在焉。（寅恪案：三人事迹见余书中《丽品门》及同卷《珠市名妓附见》，并同书下《轶事门》。）时尚书门人楚严某赴浙监司任，逗遛居樽下，褰帘长跪，捧卮称“贱子上寿”，坐者皆离席伏。夫人欣然为罄三爵，尚书意甚得也。余与吴园次、邓孝威作长歌纪其事。嗣后还京师，以病死。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可参《定山堂诗集》附《诗余》一。）

寅恪案：澹心所言芝麓门人赴浙江监司任之“楚严某”，今检严氏所作《芝麓传》云：

〔崇祯九年〕丙子，分校楚闱，总裁为娄东吴骏公〔伟业〕、宋九青〔玫〕，两先生称文坛名宿，与公气谊甚合，藻鉴相同，所拔皆奇俊，得士周寿明等七人，中甲科者五，不肖矩与焉。

及光绪修《孝感县志》一四《严正矩传》略云：

严正矩，字方公，号絜庵。癸未成进士，未仕。国初授嘉禾司理。以贤能升杭州守，代摄学政。寻简饬兵备温处。

故澹心所指，即絜庵无疑。兹以余氏所述涉及善持君事，颇饶趣味，因附记于此。

依上引诸资料，最可注意者，牧斋此诗作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其时正欲以知兵起用，故目当日管领铨曹并此时前后主持戎政之人，皆为知己，斯又势所必然。今日思之，甚为可笑。至牧斋京华旧友，可称知己者，恐尚不止此数人，仍当详检史籍也。诗题中“二三及门”者，当指张国维等。检商务重印本《浙江通志》一四十《选举门·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张国维。东阳人。壬戌会魁。”及《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张国维九月任”；十六年癸未“国维五月免”。故牧斋所指“二三及门”，玉笥必是其中最重要之人。若熊汝霖，则《浙江通志·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熊汝霖。余姚人。辛未进士。”是雨殷之为牧斋门人，固不待言。《明史》二七六，《浙江通志》一六三，乾隆修《绍兴府志》五六，光绪修《余姚县志》二三，温睿临《南疆绎史》二二及《小腆纪传》四十《熊汝霖传》并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九《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等，所载雨殷历官年月，皆颇笼统。惟《国榷》九九“崇祯十六年癸未二月壬申（初八日）”载：

户科右给事中熊汝霖谪福建按察司照磨。

官职时间最为明确。牧斋赋诗在是年四月，当已知雨殷谪闽之事，故诗题所指“二三及门”中，熊氏似不能在内。至夏燮明《通鉴》八九“崇祯十六年四月辛卯大清兵北归”条载：

谪给事中熊汝霖为福建按察使照磨。

则不过因记述之便利，始终其事言之耳。未必别有依据。盖熊氏既奉严旨谪外，恐不能在都迁延过久也。

更检《浙江通志·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王道焜。杭州人。”《明史》七六《朱大典传》附王道焜传，《浙江通志》一六三及光绪修《杭州府志》一三十《王道焜传》等所载年月，殊为含混，惟《南疆绎史》一七《王道焜传》（参《小腆纪传》四九《王道焜传》）略云：

王道焜，字少平，仁和人。天启辛酉举于乡。庄烈帝破格求材，尽征天下廉能吏，临轩亲试，不次用。抚按以道焜名上，铨曹谓郡丞例不与选，授兵部职方主事。道焜不平，按疏言〔之〕。寻得温旨，许候考。会都城陷，微服南归。

据此，则少平似有为牧斋所谓“二三及门”中一人之可能。然王氏之入京，究在十六年四月以前或以后，未能考知，故不敢确定也。其余牧斋浙闱所取之士，此时在北京者，或尚有他人，更俟详考。

以上论诗题已竟，兹续论此四律于下。其一略云：

青镜霜毛叹白纷，东华尘土懒知闻。绝交莫笑嵇康懒，即是先生誓墓文。

寅恪案：此首乃谢绝中朝寝阁启事之总述。“绝交莫笑嵇康懒，即是先生誓墓文”乃指《初学集》八十《寄长安诸公书》。此书题下署“癸未四月”，可知牧斋当时手交此书与懋明带至北京者。揆之牧斋此时热中之心理，言不由衷，竟至是耶？

其二略云：

三眠柳解支憔悴，九锡花能破寂寥。信是子公多气力，帝城无梦莫相招。

寅恪案：关于此首所用典故，钱遵王《注》中已详者，不须多赘。唯有可注意者，即“三眠柳”“九锡花”两句，此联实指河东君而言。遵王虽引陶穀《清异录》中罗虬九锡文以释下句，但于上句则不著一语。因“柳”字太明显，故避去不注耳。第七、第八两句，自是用《汉书》六六《陈万年传》附子咸传中所云：

王音辅政，信用陈汤。咸数赂遗汤，予书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颜师古《注》曰：“子公，汤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