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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囊呤（第2页）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末代皇帝丢了江山之后，含愤自杀的寥寥可数。因为“知耻近乎勇”，若是一无廉耻，二乏勇气，就不会像明朝的朱由检那样煤山自缢，选择“殉国”一途。退而求其次，就是变装出逃。可是，出逃又谈何容易！到了穷途末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变成“率土之滨，莫非敌臣”了，往往是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人家递解回来。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选择，索性白旗高举，肉袒出降。这在大多数亡国之君，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他们的逻辑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新的王朝宽大为怀，只要脸皮厚一点，还有望混上个“安乐公”“归命侯”当当，可以继续过那种安闲逸豫的日子。

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甜蜜蜜的幻想，历史上多数“降王”的日子都不好过。当了亡国贱俘以后，如果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那样，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倒还罢了；假如类似南唐李后主和北宋徽宗、钦宗父子这样，投降之后沦为俘虏，一时半刻又能喘上几口活气，那就免不了要受到终身縻押，心灵上备受屈辱不算，身体上还得吃苦受罪，结果是“终朝以眼泪洗面”，那又有什么“生趣”之可言呢！

三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不问任何情由，只因“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便蛮横地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攻占汴京，扑灭北宋，也是不讲任何情由的。而且，南唐的李后主和北宋的道君皇帝，都是诗文兼擅，艺术造诣超群，“好一个翰林学士”；却都不是当皇帝的“胚子”，他们缺乏那种雄才大略和开疆定国的本领。最后，只能令人慨叹不止：“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凶狠、毒辣、残忍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笼之中。

说来，历史老仙翁也真会作弄人。它首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的一下，再把他们从荣耀的巅峰打翻到灾难的谷底，让他们在无情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折磨，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完全都是咎由自取。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人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两朝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自己占了三件。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信用奸人，穷奢极欲。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无道昏君，在位二十五年间，整天耽于声色狗马，吃喝玩乐，荒**无度。凡是在这些方面能够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朝中大臣，宫廷阉宦，还是市井无赖，他都予以信任和重用。蔡京奸贪残暴，无恶不作，却能四次人相，祖孙十一人同时担任朝廷命官。王黼多智善佞，五年为相，所蓄金帛珍宝和娇姬美妾之多，几乎能与皇帝媲美。宦官童贯和梁师成，一个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之久，成为北宋末年的最高军事统帅；一个掌管御书号令，权势熏天，连宰相都得把他当作父亲看待，因而有“隐相”之称。他们互相勾结，排斥异己，操纵了朝中的大权。而徽宗则乐得优游岁月，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蔡京还挖空心思，从《易经》中找寻根据，以“丰亨豫大”相标榜。说当前朝廷的宫室规模，同国家的富强、君德之隆盛不相配称，极力怂恿徽宗要“享天下之奉”，勿“徒自劳苦”。他们知道徽宗特别嗜好奇花美石、珍禽异兽，便勒令各地搜括、进献，一时间，贡奉珍品的船只在淮河、汴水中首尾相接，称为“花石纲”。当这些花石运到都城之后，蔡京又鼓动皇上兴建豪华的延福宫，分门别类放置。并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长十余里，高峰达九十步。山间布满了亭台楼阁，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其富丽堂皇不仅达到空前，还要能够绝后。

童贯从市井中物色到一个善于饲养禽鸟的薛翁。他人园之后，便仿效皇帝出游的架势，每日集中大量车舆卫队，清街喝道，在万岁山中巡游。车上张设黄罗伞盖，并安放巨大的盘子，满盛着粱米，任凭过往的禽鸟随意啄食。飞禽饱食后便翔集于山林之中，自由来去，绝对不许捕杀。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飞禽习惯了与游人狎玩，立于伞盖之上也不再畏惧。一天，徽宗临幸万岁山，霎时，有数万只禽鸟听到清道的声音，迅速飞集过来，铺天盖地。薛翁于御前奏报：“万岁山禽鸟迎驾。”徽宗喜上眉梢，当即委之以官职，并给予厚重的赏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看过一出名叫《皇帝与妓女》的新京剧。剧作家宋之的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和《李师师外传》，把“靖康之祸”中徽、钦二帝伙同朝中的投降派，残酷镇压主张抗金的将领和民众，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种种恶行搬到了舞台上。妓女李师师和宋徽宗以及朝中几个奸臣、抗金将领吴革、代表民众的李宝等都有交往，剧情便以她为线索一步步地展开，再现了当时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矛盾、斗争。当然，由于戏剧本身是文学创作，有些情节出于合理想象，未必与史实尽合榫卯，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五十年过去了，剧中有些情节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金兵攻下开封之后，钦宗签下了降表，吴革率兵勤王自陕北前线归来。就在他节节胜利，杀得金兵马仰人翻，即将活捉敌军渠帅的关键时刻，朝廷却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要捉拿他归案。吴革“情愿做不忠之鬼，不愿做亡国之臣”，抗命杀敌，结果，却被伪装助阵、实为内奸的投降派范琼从背后施放冷箭射倒。当时，台下观众悲愤填膺，传出一片唏嘘之声。

另一件事发生在金军的囚营里。羁押中的道君皇帝，像个丑角演员似的，强装出笑脸，陪同金军将领们踢球打弹，斗鸡走狗，或者吟咏歌功颂德的诗篇，背地里却心态悲凉，愁苦万状。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时也遭捕人狱，陪伴歌舞的李师师偶然见到了。出于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刚刚获得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原来，吴革在结义弟兄李宝等的悉心护理下，箭伤得到了康复，他们策划在元宵节时，趁着金人歌舞狂欢之际，带领一些勇士潜人金营，同三千在押囚犯里应外合，刺杀金军统帅，大张义旗，重整旗鼓。届时，李师师通过献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道又无良的亡国之君，竟然把她出卖了。结果，一场精心筹划的义举，最后以吴革等被捕杀、李师师当场自刎而告终。赵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逻辑”是：万一举事失败，他们必然会受到牵累，到那时，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侥幸成功，最后起义军把金人赶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这个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现任天子。综上分析，于是得出结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够了，无须再罗列其他了。看来，让这样一个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痛苦、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四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一个人当缺乏悲剧体验时，其意识往往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而对于赵佶之流来说，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一则故事说，徽宗当了太上皇之后，逃避金兵，跑到镇江。这天，游览金山寺，见长江中舟船如织，因向一位禅师问讯：江上有多少只船？禅师答说，只有两只，一只是寻名的，一只是逐利的，人生无他物，名利两只船。显然其中寓有讽喻的深意。但在当时的赵佶，是无法理解的。史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两个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折磨之后，对于自己信用奸佞、荒**误国的行为，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

据传，他在五国城写过这样一首感怀抒愤之作：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枋隔绝几经年。

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

古代圣人有一句很警策的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看来，岂“敢怨天”云云，倒还算得上一句老实话。

有资料记载，钦宗赵桓在流放中也填写过一首《西江月》词：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

词句直白、浅露，水准不高，达意而已。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赵桓之手，倒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历经劫难之后的些微觉醒。

1135年4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够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侍臣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即宋高宗）：便可即位，救出父母。羁押中的康王夫人邢氏也曾脱下金环，使内侍交给曹勋，说：请为我向大王转达“愿如此环，得早相见”的愿望。曹勋回去以后，即向高宗奏报，应迅速招募勇士绕行海上，潜人金国的东部边境，偷偷接奉上皇从海道逃归。结果，不但意见未被采纳，曹勋本人还被放往外地，九年不得升迁。原来，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微妙、隐秘的内情。

高宗赵构乃徽宗第九子、钦宗的弟弟。1127年4月，徽、钦二帝被俘北去，5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后来迁都临安，建立了被称为南宋的小朝廷。他同乃父乃兄一样，也是最怕同金兵交战的。他所信用的汪伯彦、黄潜善和充当金人内奸的秦桧，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块心病，就是如果抗金成功，父亲、哥哥就会返回，那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事实。明人陈鉴有诗云：

曰短中原雁影分，空将儇子寄曹勋。

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