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中、晚期,对待人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塘: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七
开封处于南北要冲,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却又地势坦平,无险可守,作为都城,从军事角度看,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明显缺陷。但是,物产丰饶,四通八达,就经济、文化的发展来说,又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一座十分适合平民百姓居住,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都城。
这里,虽然不具备汉、唐国都那样宏阔的气派和规整的布局,但它也没有那种封闭式的里坊之隔,墙垣之限,因而便于沿街设市,商贸流通。而且,店铺不避官衙,所有的通衢小巷都可作为市场,就连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热闹喧杂,完全从冷漠、隔绝状态中走了出来。
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官僚经商趋于普遍化。
立国伊始,朝廷就实行了以经济收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也都有丰厚的俸禄,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太祖、太宗十分厌恶奢靡,躬行节俭。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逸,怎么能不亡国!”
但是,由于建国后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风气逐渐在社会上弥漫,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的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密关联的。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靡。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晕,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与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这从《东京梦华录》和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看得很清楚。最令人记怀的是州桥夜市,它是东京著名的景观之一。刘昌诗在《上元词》中做了生动的记述: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
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
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
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备述故都太平景象,其中已隐伏着后日的危败之由。
宋徽宗赵佶更是把这种骄奢**侈之风推向极致,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在京城东北部修起一座“万岁山”,范围超过北宋皇城的三倍。里面峰峦起伏,曲池环绕,山林蓊郁,楼阁参差,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大皇家园林。为了让这座“万岁山”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氛围,亲信们叫人做了许多油绢口袋,弄湿后挂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气,然后把口扎上。待皇帝到来再打开口袋,水汽外溢,宛如云雾蒸腾,名为“贡云”。
为了满足以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享乐要求,特意在苏州、杭州设立了应奉局、造作局,只要发现士庶之家有奇石异木,便即用封条做记,收为皇家禁物。在淮河、汴河之中,专门运送“花石纲”的船只,舳舻相接,数月不绝。这座园林后来毁于金人的战火。人们在一座建筑的盘龙柱上刮下金屑达四百多两,其豪华富丽于此可见一斑。
元代诗人李溥光咏叹道:
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会使九州贫。
江山假说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
诗句是说,万岁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时。这一假一真,讽刺深刻而感慨深沉。
当时,还有一首咏《万岁山图》的七绝:
万岁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时枯。
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
诗人的一腔怒气未敢直接发向皇帝,结果对着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击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八
综观有宋一代的兴衰史,益发相信鲁迅先生的警辟的睿断。他说,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在隋代,“讨债的”炀帝杨广紧跟在“还债的”文帝杨坚脚后出现,结果二世而亡。赵匡胤创业一百四十年后,才出现赵佶这班“讨债者”,此亦北宋不幸中之幸也。
汴梁城毁于金人战火,加上后来几次黄河泛滥,致使往日的千般绮丽,万种繁华,一股脑地被深埋地下。前面说过的那座“州桥”,当时汴河流经其下,天街贯穿南北,备极繁华之盛,不然,“青面兽”杨志也不会跑到那里去卖刀。可是,这次在开封,当我要寻觅它的踪迹时,东道主却说,遗憾得很,它已经隐匿在五米土层之下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是“往事越千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城面貌,说是宋城旧迹,其实,乃是清代的孑遗。
英国文学名著《简爱》的女主人公重回故地桑菲尔德府,目睹物是人非之惨景,曾喟然叹道: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尽管这话十分警辟,但却并不准确,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一千多年前,李白写过一首《梁园吟》,有句云: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
说的是山河犹是,人事已非。于今,不要说梁园、万岁山,连那滔滔滚滚的汴水也已**然无存,早就淤成了平地,只剩下“汴水秋声”四个字,作为“汴京八景”之一,留存在方志里。